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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单身后的印度,印度社会各阶级介绍

时间:2019-09-14 09:48来源:世界史
第三章 中、小资产阶级 一、中、小资产阶级含义、产生与发展印度中小资产阶级,顾名思义,是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总称,与印度大资产阶级相对而言,或者说是指大资产阶

第三章 中、小资产阶级

一、中、小资产阶级含义、产生与发展 印度中小资产阶级,顾名思义,是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总称,与印度大资产阶级相对而言,或者说是指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城乡无产阶级、农村半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中间阶级。它包括中小企业主、中小商人、广大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中农、富农、小农场主等。本文主要介绍城市中小资产阶级。 这一阶级基本上相当于印度和西方学者通称的中产阶级。但二者又不完全一致。印度和西方学者所说的中产阶级一般指那些在经济上拥有中等资产,有较稳定的中等水平收入,生活状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般不从事剥削,或不是以剥削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而是靠出卖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受雇于别人作为谋生手段;或者自己虽有一定的生产资料,雇用工人,但同时自己也从事劳动的小有产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一个在人数上日渐庞大的社会阶层。它不包括中小资本家和企业主。实际上是我国通常说的小资产阶级。本章所论述的中小资产阶级无凝包括中小企业主,而且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它的范围比之中产阶级含意更广些。之所以运用这一概念是因为:中小资产阶级各部分经济要求与政治态度大体一致,所起的作用也大体相同;印度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也通常使用中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但是由于我们所论证的依据主要是印度和西方学者所引用的材料和概念,故我们在论述中小资产阶级时也往往采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 印度中小资产阶级的出现与产生是印度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必然结果。还在莫卧儿王朝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幼芽就开始在印度大地上萌发。大小不等的、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在各地出现。在17世纪以后,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或商业,都在经历着从封建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涌现出一批农村的新兴地主,城市的工商企业家、金融家。这是一批新富、新贵。当然,出现一批富人也便出现更多的穷人,他们是农村的无地的或受高利贷盘剥的农民及城市中在各种工场作坊工作的工人。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相当一批中产阶级也便应运而生了,如作为大商店老板的助手的经营管理人员,经纪人,小店主,小商贩,身怀特殊技术的手工艺人,等等。这些人在经济上比一般工农劳动者灵活而富有,社会地位也较高,已经接近我们要讨论的中小资产阶级。 那么这种中小资产阶级当时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他们有多少人呢?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数字。不过,不论是印度的学者,还是西方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都认为当时中产阶级并不发达。他们列举的理由是:专横的政权,停滞不前的社会,僵化的种姓制度及宗教,此外,还有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经济上缺乏流动性。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打破了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轨迹,中小资产阶级的发展也不能不带有殖民地社会的特征。印度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是殖民地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基本上不是在手工工场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印度刚进入手工工场时期,它就开始兴建大工厂企业了。因此,印度本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大生产和小生产两个领域内以不同速度同时发展的。印度的大工厂并没有代替小生产,而是与手工生产同时并存。因此印度手工业工场经历了缓慢的分化与发展过程:一部分构成手工工场工人,另一小部分则发展成为小企业主或小资本家。后者则构成了印度中小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孟买在19世纪30年代初,纺织手工业者中有20%是独立生产者,75%是手工工场工人,5%是手工工场主。一些中小企业开始采用新式的机器。孟买在19世纪40年代,有35%的纺织机已采用新式改良的纺织机器。这些小企业主已控制了许多地区的手工织布业。印度中小企业主要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据1929年比哈尔和奥里萨省银行委员会报告书中所说,1921年这两个省已有1086家雇佣工人十人以上的中小企业,工人有二十一万九千人,平均为四十一人。这些中小型资本主义企业受到外国资本和本国垄断资本的压制和束缚,在销售市场、原料来源、贷款等方面受到排斥和打击,甚至不断遭到破产。他们虽然在二次大战期间有一定发展和増长,但其发展极为缓慢和艰难。 与此同时,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经济上的掠夺和政治上的统治,需要建立新的经营管理体系,需要培养一大批从事经营管理的人才。这批人有来自原来破产了的工商企业界,也有来自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随着殖民主义事业的发展,这种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为了满足需求,英国人从19世纪30—40年代开始,陆续兴办了一些西方式的学校。到50年代已经有了四所颇具规模的大学,下属许多学院,学习英语的人数由1829年的三千人,发展到1855年的五万人左右。 殖民主义者麦考莱说,需要“在英国人和被他们统治的印度人中间造就一个中间阶层,这些人有印度人的血液和肤色,但又是英国人的趣味、见解、英国的道德观念和聪明才智”。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这样的人便源源不断地从英国的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他们的人数年复一年地增加,成为一个庞大的队伍。这些人中除少数可以爬到较高的位置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在政府机关做书记、办事员,在铁路、邮电等系统里做职员、技术员,在学校、医院、报社做教师、医生、记者,在英国人的工厂、公司、银行里做工程师、会计师、推销员等等。他们政治地位不高,经济条件也不宽裕,虽然受的是英国人教育,但具有不同程度的不满于英国统治的民族主义倾向,他们被印度人称为新中产阶级。所以称新中产阶级是区别于英国人之前的旧中产阶级。 印度自19打年独立后,其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小资产阶级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下三种因素促成: 第一,印度政府自50年代中期以来在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比较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独立后,印度政府曾提出过三次工业政策文件(《1948年工业政策决议》、《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1972年工业政策决议》),均强调发展乡村工业和小工业的意义,并拟定了有关的一系列促进其发展的政策,其中包括:建立工业发展区,投资修建厂房、安装机器设备,以供小型企业主租用,并减轻小企业主投资建厂购置机器设备的困难;规定某些产品只能保留由小型工业生产,大型工业不能生产;规定政府机关及公营企业消费的某些产品只能向小型工业采购;在分配进口原料和国产稀缺原材料时,给小型工业以适当的照顾;成立专门机构为小型工业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等等。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印度中小型工业特别是小型工业,在70—80年代有相当大的发展。据统计,全印度注册的小工业,在1961年为三万五千七百万家,1979年时已达六十万家。小型工业的产值为全部工业总产值的40%以上。印度小工业发展专员K·Z·南巴估计,1970年时小工业提供了全国工业产品的52%。小工业产品出口价值在70年代末约占全部出口价值的20%。1966年印度小工业产值为301亿卢比,1982—83年时其产值达2770亿卢比,十五年间増长九倍多。由此可见,印度中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成员的绝对数字有了明显的增长。 第二,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印度教育发展的问题之一是它的不平衡性,正象它的不平衡性在其它许多方面都鲜明地表现出来一样,教育上也同样如此。在印度某些地区教育很发达,不但受过教育的人比例高,具有大专学历的人比例也高。但在落后地区,至今识字的人都不多。不过,就总体而言,它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早,距今一百多年前,就有了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和阿里格尔大学。到印度1050年建国时,全国着名的大学有二十五所,先后培养的学生以十万计。到1984年,全国共有大学一百三十七所,下属各种文、理、工、商、法学院有七、八千所之多,在校学生达三百五十多万人。中学及小学有六十九万多所,在校学生一亿二千万。印度青少年的入学情况是:小学入学率最高为92%,初中入学率为48%,到高中阶段,就只剩下不足三分之一的适龄青年在读书了。 据别年代初的统计,印度现在受过各种不同程度教育的人有二亿五千万,占人口三分之一。其中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也就是说可以算作知识分子的人,有约一亿。这些人基本上都脱离了体力劳动队伍,从事各种脑力劳动。他们中除了很小一部分进入统治阶级或者说进入地主大资产阶级行列外,大多数人都属于中小资产阶级范畴。所以,学校是个阶梯,是通向中小资产阶级的阶梯,每年有大量的青年人,来自各个不同的阶层,也包栝下层劳动者阶层,通过学校的阶梯,走入中小资产阶级队伍。 第三,政府机构设置不断扩大。1952年建立第一届印度政府时,只有二十一个部,到第七届政府时则已增加到三十一个部和四个相当部一级的委员会。由于部委的增加,国家文官和雇员队伍急剧增大。从1966年3月到1977年3月,国家部门的雇员从940万增加到1380万,十一年间增长47%,比独立初期增长三倍多。印度政府的雇员是私营部门的二倍。与此相适应,政府机构本身的开支也急剧増加。中央政疳的费用从1950~51年度到1977~78年度上升二倍。据印度政府人事和行政管理局统计,1981年印度中央政府的职工总数为3,227,528人,其中一等52773人,二等62955人,三等1235016人。印度政府雇员是印度各行各业雇员中比例最大的一支队这支队伍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中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由于上述三种因素,印度中产阶级队伍以惊人速度发展。据查尔斯·贝特里姆推算,印度在1950—51年度,城市中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中产阶级约有68万人,农村中的中产阶级有21万人,两项合计约90万人。而现在,估计有一亿人。如果把1950~51年的人数算作一百万的话,那么过去的不到四十年里,中产阶级膨胀了一百倍。这个估算不一定准确,也可能是夸大了的数字,但无论如何,中产阶级迅速增长则是事实。 如果我们基本上认可了中产阶级人数有一亿这样一种估计的话,那么,今天的印度社会结构便是一个典型的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因为七亿多人口中,居统治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地位的,不会超过几千万,下边是一亿人口的中间阶层,再下边是几亿的工农劳苦大众。据现在西方人的看法,发达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橄榄形,特别富有的是少数,特别穷困的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处于中间阶层,即整个社会趋向中产,阶级化。当然,印度要走到这一步,还需若干年的努力。 二、中、小资产阶级的三种类型及经济、生活状况 根据印度学者的分析,印度的中产阶级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其中的上层,有较优厚、稳定的工资收入和小量房地产、商业或股票收入,生活水平接近统治阶层,但某些方面还有不足。他们在政府机构中担任中上层官职,如联合秘书,法院的一般法官,警察局的总监。在公司企业中,他们充任经理人员、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机械师、会计师,文化教育界的科学家、教授、作家、艺术家、名演员、报刊主编、专栏作家、律师、主治医生以及商业界的承包商、代理商等,这批人的人数不多,在中产阶级当中是少数,但他们往往是中产阶级代言人,社会能量和作用很大。他们不属于统治阶级范畴,一般不参予决策,而只是负责执行政策。但他们最接近决策,往往以顾问、咨询或起草计划、报告的形式参予决策。在工厂企业中,这些人是有技术有经营头脑的一群,是资本家、大老板的得力助手或代理人。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经过一番钻营后可能进入统治阶级行列,如政界或军界,可以通过考试,一步步晋升,当上政府各部的秘书或军队中的将军。科学文化界可以通过竞选议员,当上部长,进入统治集团。在工商界,可以从经理人员到老板,当上资本家,成为统治阶级。不过,最终能爬进统治集团的人是少数。 这些人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或专业技能,许多是美欧留学生,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生活优裕,一般有自己的住宅、仆役和现代化生活设施。十年前,他们多是骑着巴贾吉轻便摩托上班,有大使牌轿车的是少数;如今,基本上都有了自用的大使牌或风神牌轿车甚至别墅了。在七百万人口的孟买,拥有一百万辆小轿车,这当中大多数当然是属于中产阶级了。 中产阶级的中层在经济上不及上层,但属于小康。他们主要靠工资收入,但也有人有一些财产,如农村的一块土地,城市中一处房屋或握有一些股票存款等。但这些收入一般都不是家庭重要收入,多是补充日常消费的不足,作为预防天灾人祸的保障,或晚年生活的储备,或给下一代的投资等等。 这些人在政府机构中是中级职员、科长、科员、大学的讲师、中小学的校长、主任、医院的医生、报社的记者、工厂企业中的工程师、技术员、会计、推销员、代理商等。 至于中产阶级的下层,人数就多了。可以说,除了中产阶级的上、中层之外,凡是经济上优于一般劳动者的所有脑力劳动者,都可归入这一类。他们在经济上没有多少保障,职业也不很稳定,工资的增减,物价的高低,以及房租、水电、教育、医疗等开支对他们生活影响很大。因此,这些人对政治和经济形势反应十分敏感,物价指数上升的快慢,失业率的高低,哪个政党上台,哪个政党下台,哪家工会为工人谋的好处多,哪家工会是资本家的走狗……都是他们关心的内容。 下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印度以千万计,大量新步入社会的青年学生,都是这个阶层的成员。 这里要加以说明的一点是中小企业主、中小商人未包括进上述三种类型之中。他们有自己的特殊性。最主要的特征是有相当数量的财产,拥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并且基本上不劳而获,属剥削阶级。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作用与其他中小资产阶级是大体一致的。如果归类,大体上可归为上述的第一类,一部分可归第二类。他们与大资产阶级有着较严格的区别。主要有二方面的区别: 第一,资本远远小于大资产阶级,但其成员数量则大大超过大资产阶级。根据印度经济学家阿吉特。罗易的划分,固定资本在250万卢比以上的工厂为大型工厂,50万卢比以上250万卢比以下的工厂为中型工厂,50万卢比以下的工厂为小型工厂。根据这个标准可以划分出大资产阶级与中小资产阶级的资本和成员的比例。1963年对45757个工厂调查表明,有41851个工厂数小型工厂,固定资本为25.7亿卢比,雇佣人数为146.2万人;中型工厂有2063个,固定资本为23.1亿卢比,雇佣人数为65.8万人;大型工厂为1293个,固定资本为267.2亿卢比,雇佣人数为199.6万人0以上中、小企业两类合计,共有工厂43914个,占工厂总数的96%;固定资本为48.8亿卢比,占固定资本总衩的15.4%,雇佣工人为212万人,占雇佣工人总数的50.5%。 如果按雇佣劳动力人数来划分大中小资产阶级所属的企业,印度政府规定的标准一般是五十人以下的工厂为小型企业,50—999人的工厂为中型企业,一千人以上的工厂为大型企业。按这一标淮计算,在1961年对3万家工厂的统计表明:五十人以下的小型工厂有21455个,占工厂数的73%,雇佣人数为44万,占18.6%;中型工厂有6573个,占工厂总数的21.9%,雇佣劳动人数为89万人,占工人总数的26.9%;大型工厂为621家,占工厂总数的2共雇佣工人157万人,占工人总数的48.6%。中、小工厂总数为28028个,占工厂总数的94.9%;雇佣工人总数133万,占工人总数的40.5%。 第二,中、小企业主受到大资本家、大企业的控制、排斥和欺侮,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1.中小企业中的相当一部分乃是大企业的辅助企业,这些企业几乎完全从属于大企业,或者说是大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1~72年,小型工业为大企业提供的零件和配件值达3.3亿卢比,几乎每个大型企业周围都设立了若干小型辅助企业,如盂买穆坎德钢铁机器厂周围就有家辅助小型企业。 2.小型企业一般均严重缺乏资金。他们因常常得不到国家贷款而要向高利贷或大企业借债。在同大企业的交易中,也常因对方拖延付款而遭受损失。1971~72年对小型工业的一次调査表明:50%企业根本未得到贷款,在得到贷款的一半企业中,有85.4%其贷款特别少,他们的资金半数以上要靠高利贷。 3.原料不足。小型企业普遍急需的一些原料如钢、生铁、煤、化学原料等大多是政府管制和分配。但由于分配给小企业的份额很少,常常受到尅扣,加上大企业对原料的垄断和争夺使得小型企业处境困难,如孟加拉邦小型肥皂厂生产总能力每年为16万吨,但实际产量不到3.1万吨,由于原料奇缺开工率一般不到20%。北方邦由于大企业垄断原料,在1974年时已有五十家肥皂厂关闭。大多数小工业在采购原料时往往要支付高出控制价格一倍以上的钱。印度各地小工厂企业主由于原料不足而对政府不满,有些地方不时发生罢业和上街游行、请愿示威等活动。 4.生产技术落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一个考察小在考察了印度的小工业后得出结论说,许多世纪以前的生产方式仍在采用着。虽然一些小工业也使用了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印度当局也一直在作推广先进技术的工作,但由于缺乏设备和必要的技术教育,所以仍然沿用落后的技术,操纵着破旧的工具从事生产。 5.缺乏市场情报,竞争不过大企业。小工业一般无力从事市场调查,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情况。西孟加拉邦有二百多家灯泡制造厂,但在大企业的竞争下,在1972年一年左右时间内就有一百五十一家工厂关闭,1973年3月,这些小灯泡厂全部倒闭。 其他诸如能源、电力的严重不足,税收的繁多等均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小企业的发展。它们是在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困难而曲折地向前发展。 下面主要介绍除小业主以外的中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的状况。 印度新德里的印度技术学院人类及社会科学系的巴格万·普拉萨德博士,在1959—60年期间做了一项有意义的调査,这项调查对于我们了解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及思想状况是一份难得的材料,虽然它告诉我们的是二十多年前的情况,但在缺乏更新的材料情况下,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今日印度中产阶级状况与那时期状况大体是一致的。 这项调查是一种随意抽样调查,调査者选择了五个中等城市,即坎普尔、阿格拉、瓦拉纳西、阿拉哈巴德和勒克瑙。从它们的市政户籍档案中各选择一百户,通过逐户访问,当面口问笔写的形式进行的,只有少数由于这种那种原因,采取了书面回答的形式。 普拉萨德博士把他的调查对象从经济收入上作了上中下的分类:家庭每月收入在150—299卢比的为下中产阶级;在300~499卢比的为中中产阶级;在500—750卢比的为上中产阶级。当然,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持有这样的收入,早已不能维持中等生活水平;但在当时,这种水平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因为有个数字可以证明,在普拉萨德的调查中,下中产阶级人均月收入为38.12卢比,而据印度官方统计,在1958—59年全国人均月收入为26.1卢比。也就是说,调查表上的中产阶级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数,但又不是高出很多,所以可以认为这种分类是恰当的。 在这500户中: 属于下中产阶级的265户,占53% 属于中中产阶级的152户,占30.4% 属于上中产阶级的83户,占16.6% 看过上面两表后,我们可以较为具体地了解中产阶级的日常经济生活情况。 下中产阶级家庭,每月收入除了维持衣食住行之外,虽有盈余,也所余无几。而且其中各类保险费用均是属于强迫储蓄,算不得真正盈余。其它一点盈余,主要是为了年节、喜庆、天灾人祸、交往应酬等不时之需。他们的开支中,最主要项目是食品,即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餬口。在食品这一项下,蔬菜月均18.17卢比,也就是说,每天用于买菜的钱不过60派萨,对于大多数信奉印度教、不能吃肉的家庭来说,蔬菜是他们摄取各种维生素的主要来源,那么60派萨的副食就远说不上丰富。至于水果、奶制品,平均到每天,再平均到家庭中每个成员头上,就少得可怜了。以牛奶为例,按当时50—60派萨的市价,在六口之家,每人每天消费量则不足150克。 中中产阶级家庭情况就有了改善,用于食品的开支在总收入中占40%,因而就可以有较多的钱用于住房、照明、交通、服装等项目,而且存折上也有较多的盈余。在食品一项中,蔬菜、水果、奶制品等都比下中产阶级有较多的增加,一般达50%左右。如果仍以牛奶消费量为例,他们就远远超过下中产阶级的150克,而达到1/4公斤。 至于上中产阶级,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或政府官员或公司经理的家庭,他们衣食无忧,牛奶消费量可以达到每天二公斤。这些家庭几乎都雇有佣人,有较好的住宅,文化生活比较丰富,子女们不但可以读大学,而且大多出国留学。 三、中、小资产阶级政治地位与作用 民族独立运动中的突击力量 1885年印度新兴的资产阶级创建了国大党,这标志着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但是,由于印度的资产阶级井不是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自然成长壮大起来的,而是在西方资木主义文明浇灌下成长的,所以他们对英国人感恩规德,对英国人带来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或者说对西方的从议会、法院到铁路、邮电,从机器、轮船到洋布、洋货,统统视为先进的东西而加以维护。当然他们对英国人也有不满,特别是对英国人的垄断、倾销、苛捐杂税不满。但是他们希望能通过耐心的劝说使英国人良心发现,在大肆劫掠盘剥之后,能给印度的资本家们留一席之地,分一杯残羹。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的。 随着新资产阶级发展的同时,在印度还涌现出大批的小工厂主、小企业主、商店代理行经理人员等,也是一批中产阶级。这些人不象大资产阶级那样受到英国人的垂青,相反,在收购原料、推销产品时受到英国人的限制。他们由于是小本经营,因而也敌不住英国商品的倾销,所以处境艰难,有推翻殖民统治、自由发展经济的要求。 作为中产阶级另一个主要来源的知识分子队伍,从19世纪中叶在印度建立大学以来,迅速地发展壮大了。大学和高级中学等这些西方式的学校,每年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着受西方文化哺育的、具有平等、自由、博爱以及民族民主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在19世纪下半叶,在社会上还是稀缺人才,一般都可以谋到一个收入丰厚的职业。但后来,随着毕业学生的增多,他们的身价也便下降了,只能做个中下级职员。到20世纪初,知识分子沦于失业半失业境地的便屡见不鲜了。这些人对社会下层的疾苦有较深的了解,因而也便有更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他们中的许多人便投身到国大党的行列,成为国大党中左翼激进派。 到20世纪初期的一二十年里,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加入了国大党,在国大党年会上,往往有数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列席,他们中的一些领袖人物也便掌握了国大党各级领导权。于是,中、小资产阶级便把自己的政策主张渗透到国大党的纲领中,他们在政治上提出了司瓦拉吉,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民族工业,特别是中小型工业,对农村提出改变经济性质,引进先进技术等,使得国大党在政治上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民族革命的质的飞跃,在组织上由过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清谈馆变成轰轰烈烈群众运动的指挥部,国大党从过去的脱离群众变成与群众有较多联系的组织。待到甘地接手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导权之后,印度中产阶级便听命于他的指挥,成为甘地统帅下的一支冲锋陷阵的力量,他们在贯彻推行甘地的革命性主张,克服其妥协保守的消极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印度赢得独立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大党政权软弱的反对派 卬度独立后,国大党上台掌权,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地主利益的政府。在独立斗争中曾经共同为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的几种政治力量分道扬镳了。资产阶级地主上升为统治阶级,对其它阶级实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广大工农群众仍处于经济上贫困、政治上无权的状况,他们为了争取生存与民主,需要继续新的斗争,一批新的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他们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处于对立的两大营垒之间的是中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他们更倾向于执政的大资产阶级。虽然他们对统治阶级也积蓄着不满,但只要统治阶级能够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便可使他们获得满足。在独立后的数十年间,国大党政府也确实采取了许多促迸中产阶级发展的措施,有的甚至是以限制大资产阶级发展来保护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措施。因而可以说,中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在中产阶级看来,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他们那种与大资产阶级势不两立的彻底革命精神,是使他们望而生畏的。尽管他们也通过组织工人农民运动来与统治当局进行斗争,争取扩大民主和提高工资,但那主要是为了借用群众的力量。一旦工农运动突破了一定的框框,危及到现存秩序,中产阶级便会转而支持统治当局对工农的镇压。 因此,概括起来说,在过去四十年中,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对工农群众是既利用又防范;对统治阶级是既反对又存有幻想的暧昧状态。也正是由于这种暧昧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组织上的涣散,几十年来一直是印度政坛上的一个软弱的反对派。 中产阶级的这种态度可以通过对社会党的分析而看得颇为清楚。 印度社会党最早是国大党内一批具有左翼观点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派别,成立于1934年10月。在独立运动中,他们的政策是强调留在国大党内和接受国大党领导,反对当时印度共产党的拒绝参加不合作运动的政策;同时,他们要求印度的完全独立,反对国大党右翼同殖民者妥协。印度独立后,这批人统统被国大党逐出门外,不得不自立门户,于1948年3月建立社会党。 社会党从它党员成分可以看出它鲜明的阶级属性。 1953年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的111名代表情况: 这个统计表明,社会党各级领导干部不但年龄轻,而且文化程度高,主要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从其职业看,主要是政府雇员,各种自由职业者及商人。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个典型的中、小资产阶级政党。 该党的政治纲领主要是:1.反对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对国家政治的垄断,主张给基层以更多自治权;2.反对现代化大生产,特别是公营及私营大企业垄断,实现大企业社会化;3.优先发展小型工业和乡村工业,为小型工业提供生产领域及市场;4.在农村推行渐进的合作化,实行土地限额,提倡献地运动;5.主张阶级平等,缩小最多与最低收入者间的差距,等等。 这个党在50年代,曾是印度政坛上一支较为活跃的左翼力量,他们自称为民主的反对派,印度政治的中间势力,对围大党和共产党采取等距离立场。他们在地方上的组织,曾经参与地方政府执政,他们的下属工会系统,也领导过工人斗争。但是到60—70年代以后,他们的声音便越来越微弱了。造成这种情况有客观与主观上的原因。 从客观上说,国大党在60年代以后,特别是英迪拉·甘地政府期间,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对大资产阶级发展有所限制。另外也由于工农运动的高涨,特别是60年代后期农村武装斗争的兴起,使得社会党降低了反对国大党的调子。从主观上说,社会党内有左中右,其中的右派是主张与国大党合作建国的,只是由于在权力分配上不满等原因才加入社会党的。这些人一个时期与国大党合作,一个时期与国大党分手,他们带着的一支队伍一会儿合,一会儿分,组织上很不稳定,因而在印度政坛上是一支软弱的、涣散的反对派。 现行政策的有力支柱 在谈及这个问题时,请允许我们先抄录张星岩同志发表在《国际展望》1987年第4期上介绍印度中产阶级现状的几段话: 一位十年前去过印度的旅行者,在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后,对自己所看到的变化感到非常惊愕:时装商店顾客盈门,豪华旅馆和第一流的饭店和快餐店,也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日本制造的汽车和摩托车,在街上穿梭往来,彩色电视机、录相机和音响设备成为许多家庭的宠儿。 印度过去一直是作为一个贫穷的、生活必需品极其缺乏的国家而闻名于世的,可是在过去几年里,印度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新型的、富裕的中产阶级正在改变着印度城镇的面貌。 据经济学家估计,印度中产阶级约有一亿人,占印度总人口的七分之一不到。这部分人的消费每年平均增长3.3%。《星期日》杂志认为,这个增长率甚至比一些富有的工业化国家还要高。最明显的变化是对以前被认为是奢侈品的耐用消费品出现了突发性的巨大需求。生产电视机、摩托车和厨房用品的公司每年增长50%,甚至一些联合大企业都千方百计地在打进消费品市场。其结果是商店里摆满了五光十色、包装精美的商品;各个企业竞相在电视上播放广告。 一个新德里的家用电器商说,‘越来越多的顾客追求过去被认为只有富人才能享用的东西。十年前,空调机、冰箱、厨房小型装置等都被认为是富人独享的器具。现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当然,印度今天的这样繁荣只是事物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仍然有亿万人口陷于贫困的现实。因而印度也有人对此持抵评态度,他们指出,占印度七亿六千万人口的10—15%的中产阶级和富人可以从这种经济繁荣中得益,而40%的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无力购买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他们批评印度政府只一味迎合中产阶级的利益,把它作为自己的选民。 印度广大人民的贫困这是个铁铮铮的事实,但就本章所讨论的中产阶级而言,在印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也是事实。尤其是拉吉夫·甘地上台后,继承了他母亲的政策,同时更加重视吸引外国资金、技术,把经济引向现代化轨道,促进以消费为动力的经济繁荣,使得中产阶级较快地富裕起来。因此,中产阶级是现行政策的受益者,只要拉·甘地政府继续这一政策,维持政局安定,他们便是现政权有力的支持者。而且应该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的作用还不仅仅是他们本身的选票,因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有较强的政治判断力和宣传鼓动力,可以通过他们手中的各种舆论工具,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城市中,谁掌握了中产阶级,谁就可以掌握选票。 除了政治上的作用外,由于中产阶级在各行各业中都是主要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员,如果说科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那么中产阶级作为主要的把科技变为生产力的人员,他们对社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贡献。至于在文化上中产阶级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大量的学校、出版物及各种文化设施,都是由他们经营运转的。所以,虽然他们不象统治阶级那样,可以凭借手中的政权或经济控制权施加影响于社会,但他们却可以在统治阶级贯彻其意志的过程中施加影响,起延缓或促进的怍用。 今后,随着印度政治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以及中产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任何政策如果不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就将难于推行,任何政权如果不能取得中产阶级支持,就难于持久。所以,中产阶级在印度未来政治中的作用将是与日俱增的。

一、取得独立的意义与特点 1947年8月15日,英国女皇皇冠上一颗最明亮的宝石坠落了下来,一面鲜艳的三色齿轮国旗高高飘扬在南亚次大陆的上空,从此结束了英国对印度近二百年的殖民统治,揭开了印度历史的新篇章,印度获得了新生。 印度的独立是印度人民长期坚苦卓绝斗争的结果。据不完全统计,自1757年印度开始沦为英国殖民地起至着名的1857年的民族大起义的一百年间,就发生了农民、部族、军队的暴动和起义一百二十多次。20世纪以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由自发的、零散的斗争走上了有领导、有组织的道路,其规模和觉悟程度均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自1905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印度经历了三次大的反英斗争高潮(1905—1908,1919—1922,1930—193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和东欧民主力量的扩大,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东南亚独立运动的高潮,帝国主义势力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力量的削弱和它在殖民地地位的动摇,给予了印度人民以莫大鼓舞和启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英独立斗争高潮。1946年2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水兵起义; 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下半年先后爆发了五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运动,其中包括印度海得拉巴土邦的特仑甘纳的农民起义,孟加拉邦的“特巴卡运动”,克什米尔农民反英国傀儡专制的斗争,巴拉巴北部农民和特拉凡科农民的斗争;1946至1947年工人运动空前高涨,仅1946年的罢工次数就比1945年增加一倍以上。此外,学生、市民、知识界各阶层都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反英斗争洪流之中。印度人民独立运动的浪潮已势不可挡。 面对着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英国殖民当局面临两种抉择:一种是实行军事镇压,大量增兵保持其统治,但结果将是被革命人民彻底赶走;另一种则是以体面的办法将政权和平移交给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以保存其一部分政治和经济利益。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世界上以圆滑诡诈、见风使舵、善于妥协而着称,它自然采取了后一种谋略。1947年2月,英国首相艾德礼发表声明,将政权移交给印度,同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独立法案,确定1947年8月14日和15日结束对印度的统治,分别建立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印度资产阶级从此正式接管了印度的政权。1950年1月26日,印度宪法生效,印度共和国正式诞生。 独立后四十年的历史证明,印度独立是一场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族革命的伟大胜利,尽管它存在种种弱点和缺陷。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时对印度独立的意义和特点作了如下评估:“在伟大的甘地和尼赫鲁总理的领导下,印度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们两国取得独立的道路并不一样,但是我们维护独立,建设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却是一致的”。印度的独立具有重要意义。 印度独立结束了英国近二百年的殖民统治,在政治上基本上完成了反帝任务,开辟了印度历史的新纪元。从此,印度人民开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任意摆布。尼赫鲁在独立前夕曾庄严宣告:“很多年以前,我们曾发誓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天,是到了我们实现诺言的时候了,虽不是完全实现,也是基本上实现。在夜半钟声敲响之际,当世界在酣睡中,印度就将醒着迎接生活和自由……一代不幸今日宣告结束,印度重新发现了自己”。 印度的独立为其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和有利的前提条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当权的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手中之权,逐步逾强民族资本力量,削弱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国家机器,实行土地改革,削弱乃至废除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没有独立,没有自己的政权,便不会有独立后四十年的变化。印度的独立是印度历史发展的拫本转折点。 印度的独立给英帝国主义以极沉重的打击。印度四亿多人口曾占大英帝国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占其殖民地人口的十分之九。印度是英国扩张或称霸世界的主要基地。印度的独立使之失去了最大最老的殖民地,因此,也就失去了它长期以来赖以发家致富的基地和后方。与此同时,印度的独立也大大加速了整个殖民体系的瓦解。印度受英国统治的人口占全世界殖民地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印度共和国的建立不能不沉重地打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从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方被边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事件。 印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独立最早的国家之一。它的独立不能不大大推动亚非拉广大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印度独立后便以独立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它最早倡导不结盟外交政策,和埃及、南斯拉夫共同发起不结盟运动,在世界特别在第三世界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印度作为一个独立大国在南亚、亚洲以至全世界,其地位与作用已非独立前可比。 印度取得独立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取得的,它与无产阶级领导所取得的独立和解放有着不同的特点或弱点: 一,印度独立是以和平移交政权的形式实现的。这首先是印度人民经过长期斗争,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交出政权的结杲;但是,另一方面又是英国慑于战后民族独立斗争形势,保存自己经济阵地和政治利益而采取的一种“非殖民地化”政策或新殖民主义策略,是英国资产阶级和平、体面移交政权的结果;同时也是印度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大党妥协、让步的结果。掌握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国大党,本应充分利用战后的大好形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主动性,通过强有力的群众运动,采取多种形式的斗争方式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但由于它所代表的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愿意放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愿过份触动英国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利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上层谈判上,压英移交政权。正是这一根本原因,印度所取得的独立是不彻底的,有缺陷的。 二,伴随印度的独立,保留了诸多的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利益。反帝任务没有完全实现。诸如政治上最初是以自治领形式,蒙巴顿还留任印度联邦总督,以英国文官制度为基础的官僚体系基本上被接管过来,印度军队仍由英国人担任总司令,并保留有少量的英国军方领导的英属印度海陆空部队。在经济上,英国私人资本丝毫未受到触动。独立后英国资本成倍增长,并在外国私人资本中一直占有优先地位。 三,印度独立的胜利果实主要为资产阶级所攫取。印度国内的阶级矛盾,特别是广大农民与封建势力的矛盾未有得到根本解决,封建势力继续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下来,反封建任务远没有完成。 四,印巴分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印巴分治使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的对立情绪达到了顶点,造成了南亚次大陆历史上空前的宗教冲突和残杀。不到几个月,许多城市变成废墟。五十多万人被杀害,横尸遍野,目不忍睹,一千二百万人无家可归,互相迁移的难民达一千四百万人以上。印巴分治也破坏了次大陆的经济联系和平衡,工厂和原料产地严重脱节,给两国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困难。分治后印巴两国矛盾加深,三次兵戎相见,积怨甚深。这种状况也为超级大国的渗入和插手提供了方便。 印度独立的这些不彻底性和严重缺陷,随着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和种种客观条件的变化,有的已逐渐克服,有的正在或将被弥补或克服。 二、新政治体制的确立 英国殖民主义者移交政权后,新成立的印度政府为维护和巩固新生的政权作了不懈的努力,对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旧国家机器进行了利用、改造,逐步确立了一整套具有印度特色的政治体制,其中包括议会民主制度、文官制度、军事领导体制、联邦制度以及政党制度等。 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 印度是东方殖民地国家中出现议会民主制最早的国家。以老奸臣滑着称并善于在适当时候作出妥协的英国资产阶级,为阻挠、分化印度正在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便允许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上层人物参与政权,便将议会民主制度移植到印度这块东方国土上来。显然,独立前的议会民主制度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工具。印度独立之后,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资产阶级将这一现存的国家机器——议会民主制度,全盘接受下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修订完善,使其成为印度资产阶级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 体现印度议会民主制的印度宪法于1949年11月通过,]澳门皇家在线网站,950年1月正式实施。该宪法长达十余万字,多达395条,千余项具体条款。从宪法生效起多次修订,至1986年止已修改四十六次。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的国家政体,从政治上确定了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宪法宣布公民的平等权(包括不因宗教、种族、种姓、性别等差异而受歧视,废除贱民制等等)、自由权、文化教育权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权。宪法规定:“所有财产,无论动产或不动产,包括任何公司、商业或工业企业的投资,一律不得为了公用拥目的而占有或收购。”即使非常必要时,也必须给予赔偿。虽然宪法还规定国家为了公共福利可以干预经济,但却承认了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其目的无疑是为丁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宪法规定,印度每五年进行一次大选,从1952年第一次大选以来共进行了八次大选,从未中断,议会民主制度也未发生动摇。1977年人民党通过选举程序把当时正在执政的英。甘地赶下台来而执政。此外,在邦一级不断出现非国大党执政的情况,印共在西孟加拉邦多次执政,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印度国会是印度联邦的最高立法机构,分联邦院。联邦院代表各邦,有二百四十位左右议员,由各邦议会和直辖区分别选举产生,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议员的三分之一。人民院由选民直接选出,由五百四十名左右议员组成,任期五年,期满全部改选。按照宪法规定和一般惯例,议会的主要职权是:修改宪法,在联邦职权范围内行使立法权;选举和弹劾总统、副总统,罢免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法官、检查长、审计长等;监督政府工作,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集体对人民院负责;政府重大政策措施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议会可以通过财政预算和政府法案或通过不信任案等办法,迫使政府辞职。 宪法规定,总统是印度的“国家元首”,享有非常广泛的行政权。但实际上,印度最高行政机关是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1977年通过的四十二次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总统在行使职权时,必须按照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的建议行事。”按照宪法,总理拥有组织和领导政府的大权。部长会议的全部成员都是经总理提名由总统任命的。总理并有权提请总统随时免去某个部长的职务,甚至彻底改组政府。印度部长会议很少开会,实际的最高行政机关是由总理和内阁部长组成的内阁。总理由人民院中多数党的议会党团领袖担任。印度历届政府首脑人物从尼赫鲁到德赛,从英·甘地到拉·甘地,都是得到某些大财团的支持,才能在竞选中获胜。内阁成员也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表。如第七届英·甘地组成的十八名内阁成员中,工商业资本家、农村资本主义经营地主、富农及其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就有十四人,占78%。无疑,印度政府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办事机关。 以上种种情况显示,印度议会民主制在形式上以及在本质上与西方议会民主制并无二致。但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又有别于西方议会民主制,它具有某些东方专制制的一些特征。其中包括: 印度议会制度除一般西方国家议会制普遍存在的弊端外,还有更大的缺陷。其一,印度在八次大选中,直接参加选举的人只占选民的一半,w 至不到一半。第一次大选只占选民的45.7%,第二次大选占47.8%,直接投国大党票的人数一般不投票人数的一半,依此计算,支持国大党的人数不到选民总数的四分之一。如果加上竞选中的舞弊行为,那么真正拥护国大党的群众就相当微弱了。其二,选票的多少与议席的多益并不一致,往往出现一个政党能以少数选票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的“奇迹”。印度人民院议员虽然由直接选举产生,但在人民院内却釆取相对多数制,只要选票能领先,即可当选。一至五届大选,国大党平均得票数占所投选票数的44%,未过半数,而平均得议席之位却占69%,占三分之二以上。第七次大选英·甘地为首的国大党仅得选票总数的42%,但却得议席总数的65%;相反,原人民党各派共占选票的32%,但却只得议席的16%。其三,印度宪法经过多次修改,司法权限大大削弱,而行政和立法权限则无限扩大。实际上,印度的“三权分立”在很多情况下是“三权合一”。 印度政府基本控制在尼赫鲁家族手中。印度独立四十年来,尼赫鲁执政十七年,英·甘地执政十四年,1984年底以来又是拉·甘地在执政。虽然中间有夏斯特里和德赛,但加在一起才不过四年时间。因此,实际上印度政府是尼赫鲁一家在执政,印度党政重大决策几乎均由一人决断。这就是所谓的“强人政治”。这种政治与西方的民主制相比显然大为逊色。 暴力统治甚于西方。如果说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度在第三世界中是比较发达的,那么它在实行暴力统治方面也是相当着称的。可以说,议会民主与暴力统治二者是相辅相承,印度从独立开始到50年代末的十三年中,发生警察开枪事件超过英国统治时期。1950年至1978年,警察开支从三千万卢比激增到4218亿卢比,即增加一百四十多倍。许许多多犯人不加任何法律审讯就被秘密处决,在狱中受到严刑拷打。在比哈尔邦曾揭露出八十七起警察挖掉犯人眼睛的事件。70年代,中期,国大党一党统治发生危机,于是英·甘地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一方面多次修改宪法,限制司法权限,另一方面则对反对派和人民群众进行空前规模的镇压。据统计,在1975年“紧急状态”期间,约有十五万人根据“维护国内安全法”和“印度国防法”而被捕或拘留,取缔了二十六个政党和组织,实行新闻检查,压制国内舆论,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等。印度学者莫汉·拉姆评论说:“与印度宪法中的紧急状态条令最为相似的条例是德国第三帝国的魏玛宪法,与魏玛宪法的第48条相比,印度宪法实际上更加厉害”。英国《新政治家》报道说,印度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已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拉美型警察国家。这些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但却多少能反映出印度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虚伪性。 改革文官制度 实行文官制度是印度议会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近代资产阶级文官制度的国家之一。英国人在印度建立的文官制度是为英国殖民主义利益服务的。那时文官中的印度人只占极少数,直到独立前夕,文官中最重要的职位几乎全部由英国人所霸占。独立后,随着英国人的离去和印巴分治,留在印度的文官总共四百五十一名,他们被印度政府全部接受下来,并受到了重用,但过去的文官制度无论在数量上、结构上以及在法律程序上,均不能适应独立后政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独立后印度政府对文官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和重建。 调整文官结构,将原来的“印度文官机构”,但仍沿用文官称呼。除保留原有的“印度警官机构”外,还先后创立了印度外交官、印度中央秘书人员、印度经济官员和其他二十多种专业技术官员机构。根据文官归属和使用情况,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全印文官。它是在联邦和各邦之间通用的文官,由联邦公职委员会统一招收,然后分配给各邦。联邦和各邦的重要行政官职备,通常都由他们担任。第二类:中央文官。一部分是非科技性的文官,如中央秘书人员、速记人员、办事员、外交官员、经济官员、统计官员、审计官员、海关货物税官员、铁路机关人员、国防会计人员、一等邮政官员、一等新闻官员和一等所得税官员等。第三类:邦文官。由各邦或几个邦联合招收、使用和管理,通常被指派担任县以下的区的税收和行政职务。邦文官成员经过选拔可提升为印度行政官成员。 制定文官法案。1951年制定了“全印文官法”,随后又为印度行政官和印度警官分别制定了有关考试、任用、提升、选拔、见习、行为、纪律与上诉、工资和年金等方面的条例和规则。1956年制定了“中央文官法”和有关中央文官的条例和规则。拫据文官法规,印度文官任用有三种方法:第一种通过竞争考试任用。公开竞争考试每年由联邦公职委员会举办一次。凡具有大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年龄在21岁至24岁之间的印度公民,均可报考。在一等文官的缺额中,每年大约有55%是根据这种考试的结果直接任用的。二等文官也有一部分这样任用。第二种通过提升方式任用。提升的主要依据有两条:一是才能,二是年资。对于中等以上的职位来说,主要是强调才能;对于低等职位,则强调年龄加适合。第三种通过选拔方法任用。对于那些有卓越才能和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非文官组织成员,经有关部门推荐和联邦公职委员会审查后,可由中央政府任命。其年龄一般限在25岁至40岁。各部科技人员的任用也多采用此法。 扩充文官队伍。为了适应印度独立后对文官的大量需求,1948年建立了“特别任用委员会”,以选拔和提升方法紧急任用了大批新文官。1950年3月新建的计划委员会在报告中强调,必须把具有高等学历和专门经验的人材吸收到行政机构中来;必须及时选拔一批年轻的官员对他们施行经济方面的广泛训练;政府应从大学、金融、实业等部门招收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人充任高级职务。委员会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各个五年计划就难以实现。到1956年“一五”计划终了时,中央政府的文职人员总数已达到1792000人。据印度人事和行政管理局1982—83年统计,1981年印度政府的职工总数为3227528人(不包括驻外使馆人员,但包括铁路职工150万在内),其中一等52773人,二等62955人,三等(办事员1876784人,四等1235016人。 整编与改建军队,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独立前,军队全部控制在英国人手中。正规军中的主要军官均由英国人担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印军官比例为4:1,那时的军队纯属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工具。独立初,仍有一万多名英籍军官担负着印军各级重要职务。印籍军官最高的不过旅级准将,人数也仅有几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印度政府加速了军官印度化的进程,即军官逐渐由印度人担任。1958年海军参谋人员改为印度人担任,至1961年时基本上完成了军官印度化的过程。为控制军队的指挥大权,1948年印度政府废除了由陆军总司令统辖海、空军的制度,实行三军分立,总统任三军最高统帅,并通过由总理主持的内阁军事委员会实施对军队的指挥权,实权实际由总理独揽。为防范军人干政,印度政府通过加强文官治军的办法,削弱军队在政府决策中享有的一定自主权。政府规定,国防部由文官主管,三军参谋长对国防部长负责,军队的财政置于财政部的直接监督之下,印度政府领导人为防范军人干政,还及时对一些与外国势力大财团有密切关系而且较有声望的高级将领调换工作。由于印度政府的种种严密防范措施,抑制了高级军官发展野心、积累力量。四十年来,印度军队一直未发生过干政的现象,政局也相对稳定。这表明印度议会民主制度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相比,较为成熟、稳固。 印度独立后,将英属印度的各种军队,统编为正规军。印军人数从印巴分治时的27.5万增加到80年代初的126万人。国防费用从1950—51年度的16.4亿卢比增加到1986年度的1250亿卢比。军事工业已成为仅次于钢铁工业的第二个最大公营工业部门。大约有军火工厂五十多家,直接进行军工生产的人数达三十多万。印度能生产自制全部轻武器,部分能研制尖端武器。进入80年代以来,印度三军的武器装备已实行了第二次武器更新。有坦克2100多辆,居世界第三;作战飞机近千架,居世界第五;各型舰艇150余艘,居世界第八。拥有两艘航空母舰。1974年进行了一次核武器试验。这表明印度军队建设已发生重大变化,它已成为贯彻资产阶级意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支柱。 实行具有单一制特征的联邦制 独立前,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实行“分而治之”政策,使印度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把印度人为地划分为英属印度和五百六十个土邦,将不同语种的民族划在一个邦之中,又把同一语种的民族分割在几个邦之中等等。因而地方与地方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矛盾异常尖锐。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在处理民族、语言、土邦等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1948—50年,印度政府通过高价赎买和军事强制手段合并了土邦,统一了基层政权。1956年以后又实行新省邦制,基本上按语种分邦,到80年代中期已划为二十多个邦,部分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民族和语言的矛盾。在国家结构上则实行联邦制。 印度宪法明文规定,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由各邦和中央直辖区组成。各邦的政治体制与中央几乎完全一致,每个邦有一个以首席部长为首的部长会议。首席部长得到邦议会多数的支持,部长会议集体向邦议会负责。邦议会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一般任期五年。有些邦还有邦参议院,其议员一部分由邦长指定,另一部分由社会人士提名。参议院是一个永久性机构,每二年改选一部分议员。每个邦设一邦长,由总统直接任命,他有权解散议会,也有权重新召开议会,提出咨文,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有权颁布命令。 印度宪法详细地规定了哪些是属于中央的权限,哪些是属于邦政府的权限,哪些是属于中央和邦政府共同的权限。 印度宪法规定,印度各邦单独享有66项立法权,其中包括公共秩序、警察、地方自治、公共卫生、农业、林业、渔业、教育、地方工业、土地立法、土地和建筑税、奢侈税等。宪法还规定了47项联邦与省邦共同享有的立法权,其中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婚姻法、财产转让、民事诉讼、契约、工会、劳工福利、劳资纠纷、经济计划和社会计划、报纸、物价管理、电力、印花税等。 但是,各邦的自治权是很有限的。这表现在:各邦的立法权除警察和土地立法权外,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切重大立法权力全部集中在中央。根据宪法规定,印度联邦单独享有一切最重要事务的立法权。其中包括国防、武装部队、军工、外交、战争与和平、航空、铁路、邮电、对外贸易和外汇、货币和银行、保险等重要权力,共97项。宪法虽然规定各邦拥有设立警察的权力,但警察都是由联邦内政部按照“全印警官制度”统一培训后派遣到各邦去的,提升也要通过内政部,因此实际上是受联邦内政部控制。宪法第42号修止案还规定:联邦政府有权派武装部队或其它部队到任何邦处理该邦社会动乱和法制恶化等严重问题。这些部队在邦内驻扎期间,根据联邦政府指示行事而不受邦政府控制。宪法虽然规定了47项联邦和下属邦共享的立法权,但依据宪法规定,各邦所制定的法律只有在同联邦制定的法律不相抵触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否则应属无效。印度宪法虽然规定若干个邦的自治权限;但宪法又规定,各邦行使的行政权,不得妨碍或损及联邦之行政权;不得妨碍或损及联邦对各邦给予指令的行政权。各邦的邦长由总统任命并对总统负责。联邦可通过各邦长掌握该邦的全面情况,并牵制该邦的工作。宪法还赋予邦长在一些问题上的“自由决断权”,邦长在行使这一权力时,可以不必根据邦部长会议的建议。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征收除农业税以外的一切所辩税、附加税、关税、资本和财产税、公司企业税、铁路客运和货运税等作为印度的“统一基金”,然后由联邦将其中一部分分配或以补助金形式拨发给各邦。中央控制了各邦的财政金融大权。宪法规定,总统在认为某一邦政府不能依照宪法规定进行工作时,有权宣告“紧急状态”。在此期间,联邦议会代行邦议会的职权,总统并有权接管邦政府的全部行政权,实行“总统治理”。从1950年到1977年4月,由于政治动乱和其他原因,印度中央政府曾经五十次解散各邦的邦议会,实行“总统治理”。宪法规定,联邦议会可以通过简单多数表决建立新的邦或改变现有邦的公职、边界和名称。 综上所述,印度的联邦制无疑具有强烈的单一制国家的特点。印度着名法学家格·纳·约希认为,“严格地说,印度联邦并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而是一个具有某些主要和重要单一因素的国家”。印度官方出版物《印度一参考年鉴》也认为,印度的联邦制具有“单一制国家的特点”。 印度国家结构之所以实行这种具有单一制特征的联邦制,是与印度的历史、民族等特点分不开的。印度在历史上长期遭受异族频繁的入侵和征服,因而形成印度人种、民族、语种、宗教繁多。印度各大民族和多数部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印度宪法承认有十四种语言。每个语言集团实质就是一个民族。由于这种情况,印度在英国入侵之前一直没有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历史上虽然有过几次大的统一,但时间极短,印度多处于地方割据和分裂状态。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印度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印度各民族又有着在反帝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强烈愿望,各民族也有着建立民族市场、发展资本主义、建立统一的自由国家而斗争的趋势。印度反英民族解放斗争和独立后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正是这种要求和趋势的体现。印度资产阶级在它上台执政后,面临着这两种趋势,在国家结构上必然要有反映。考虑到第一种趋势,即印度民族、语言情况以及各民族要求自治的愿望,必然要实行联邦制,不实行联邦制便不能反映印度的民族特点。考虑到第二种趋势,即尽可能消除旧的地方狭隘界限,建立统一的国家,必然要更多的强调集中的领导和管理;不强调集中,便有可能重蹈历史上地方割据的覆辙,而这恰恰是印度民族复兴的极大障碍。因此,实行在联邦制下面的集中制是符合印度的国情的。但是,执政的印度大资产阶级由于它自身的阶级本性和特点,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统一和分散、大民族与小民族关系时,往往失误,乃至实行大印度斯坦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 实行以国大党为主体的政党制度 印度是一个政党众多的国家,其数量可为世界之冠。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印度第一次大选时,全国政党总数为一百九十二个。另据印度学者S.N.萨达西文估计,从1947年至1977年间,印度存在的政党数在二百个以上。这种政党众多的现象正是印度社会、经济、民族、语言、宗教和地方差别等方面的多样性的反映。 但是,主宰印度政治和左右政局发展的核心力量乃是国大党。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与之匹敌。1947年以来,除了两年多时间为人民党执政外,国大党一直居执政党地位。在八次大选中,除第六次大选外,均占优势。第一次大选获364席,占人民院总议席的74.7%。第八次大选获403席,占人民院议席的80%。国大党在各邦历次议会选举中一般也居领先地位。如1952年国大党议员邦议会共获22扣席,占邦总议席的68.4%。1985年国大党议员在邦议会共获1416席,占总议席的56%。各反对党在全国范围内均不能与国大党相抗衡。第一次大选,人民社会党在人民院中成为第一大反对党,拥有二十一个议席,仅占总议席的4.3%;在邦议席中仅拥有二百零二个席位,占邦总议席的6.1%。第二次大选,印共成为第一大反对党,在人民院拥有27个议席,仅占总议席的5%。第四次大选,自由党成为第一大反对党,在人民院中拥有四十四个议席,占总议席的8.4%。第五次大选,国大党成为第一反对党,但在人民院中仅拥有16个席位,占总议席的3%。第七次大选,民众党在人民院中成为第二大党,拥有42个议席,占总议席的8%。第八次大选,泰卢固之乡党成为第一大反对党,在人民院中拥有28个议席,占总议席的5%。 独立以来,一些政党曾在邦一级政府执政。执政较多的一次是在1967年第四次大选时,有九个邦由反对党执政。另一次在1985年第八次大选后,又有九个邦由反对党执政。如印共在西孟加拉、喀拉拉、特里普拉三个邦执政,人民党在卡纳塔克执政,泰卢固之乡党在安德拉执政,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在泰米尔纳北执政,阿卡利党在旁遮普执政等。从发展趋势看,反对党在地方执政有可能增加。但从总的情况看,各反对党的实力远不能同国大党相比。国大党党员在独立前1920年时就有二百万,独立后1950年达一千七百万,1981年国大党拥有一千四百万左右。而曾是全国第一大反对党的印共拥有不到二十万员党,印共。国共两党力量相差十分悬殊。 国大党之所以几乎一直保持优胜者的纪录,其深刻的原因在于:该党是亚洲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之一,在印度自始至终领导了半个多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动员和组织印度人民进行过声势浩大的反英斗争,并最终取得了独立;它有提拉克、圣雄甘地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些国大党着名领袖,他们在印度人民和各政党中享有较高威望和声誉;独立以后,国大党能够顺乎历史潮流并根据印度具体国情拟定一套有利于印度发展的经济和政治纲领和政策,因而不仅得到印度多数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阶级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一部分工农以及少数民族、低级种姓和贱民的支持。除此之外,由于国大党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渡过党内外的政治危机(如1967—1969年;1977—1980年;1984年等),使印度政治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一定时期的政局动荡和不稳,并未对印度政治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损失。 三、经济发展与改革 印度经济发展概况 独立前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长期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主要经济命脉掌握在英国垄断资本手中,致使印度农业凋蔽、工业停滞,国家经济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独立后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其经济有了明显的变化和改观。 印度独立后的经济,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47—1956年,即从印度独立到“一五”计划结束,是经济恢复时期。 印巴分治不仅造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大仇杀,而且打乱了本来就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分治后大城市和大工业均分布在印度境内,而原料产地和粮食产区却多半分布在巴基斯坦。据统计,91%大工业如钢铁、黄麻、造纸等工业几乎全部留在印度;而巴基斯坦却生产38%的棉花和80%的黄麻。这就使独立初期的印度花费巨额外汇进口黄麻、棉花和粮食。印度独立初期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工业生产总指数从1948年的108.4降到1950年的105。农业下降到1950—1951年度的95.6,粮食下降到90.5。为改变这种状况,印度政府拟定了“一五”计划,其目标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变印度停滞不前的经济结构,以便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经过努力,印度国民经济在“一五”计划结束时,平均增长率达到3.6%,超过原定指标的2.1%。五年内工业生产增长25%,农业生产增长22.2%。按1970—1971年价格计算,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7.4%,农业生产每年增长4.3%,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3.6%。此间,物价比较平稳,工厂工人实际工资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在“一五”计划期间,还实行了取消中间人地主的土地改革,有40%耕地面积的土地转移到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手中,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并促进了印度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阶段1956—1966年,即实行“二五”和“三五”计划的十年,是印度工业体系形成时期。根据尼赫鲁的经济发展战略,印度“二五”和“三五”计划在工业方面强调优先发展以机械制造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在这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集中力量投资在电力、冶金、矿山、采矿、机械制造、化工原料、采油、煤油、石油化工以及化肥等各种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方面,从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经过十年的努力,工业生产增长近一倍,总指数从1956年的136上升到1966年的264.4。工业产品增长最快的是为生产服务的机械设备和耐用消费品,其中机床增加二十一倍,内燃机增加七倍,动力水泵增加五倍,发电机增长四倍,家用电冰箱增加六倍。此外,食糖和食油分别增加14%和13%,机纺棉布反减少15.2%。印度政府在积极发展国营企业的同时,也鼓励私人垄断财团以及同外国资本合作兴建的新型工业。印度国营企业从二十一家增至七十四家,投资额增加二十九倍,从8.1亿卢比增至241.5亿卢比。印度国内和国外垄断组织在印度投资增加132.5%,从47.83亿卢比增加到106.93亿卢比。印度五家最大的财团资产总值从1958年的45.44亿卢比增至1966年的131.94亿卢比,增加近二倍。 在农业方面,尼赫鲁的战略是实行乡村发展计划和实行合作社。前者的核心是建立一套合作社评议会制度,使其成为农村基本经济行政单位,要求十年内把全部耕地纳入广泛的发展计划,并在美国专家的建议下实行农业精耕计划,集中使用高产品种、化肥、农业机械等现代化技术,以达到大幅度增产目的。但该计划当时基本上未能实行。1964年尼赫鲁去逝后,继任的夏斯特里抛弃了尼赫鲁的上述战略。其间,工业增长一倍,而农业只增产14%,年平均增长率为1.5%。而且农业生产很不稳定,每隔二、三年就出现一次减产,有时甚至出现大幅度倒退。如1965—1966年度的农业生产低于1958—1959年度16.6%。1965—1967年连续两年灾荒,加上1965年的印巴战争和美援的中断,形成了粮食恐慌、通货膨胀、外汇短缺和工业减产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倒退严重影响了工业的发展。 第三阶段:1966年至1984年,即从三个年度计划经过“四五”、“五五”、“六五”计划到英·甘地逝世,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调整经济和着重发展农业,较多依赖市场经济。60年代中期,印度粮食恐慌,粮食库存全部耗尽,配给制度基本上依靠美国进口小麦来维持,从而使印度对美国和世界银行的依赖加深。在美国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英·甘地同意实行“绿色革命”,即农业发展新战略。在工业方面,对国内外私人投资提供新机会,放松工业许可证政策,对十四家大银行收归国有,对垄断财团新建和扩建进行审批等限制措施。在这个时期,对农业和能源动力方面的投资比例增大。农业投资比重从“三五”计划的20%,提高到“四五”计划的23%。工业企业的投资从20%下降到18%。“六五”计划对农业的投资占25.4%,能源动力开支占28.1%,工矿业开支占15.4%。“六五”计划期间预计国民收入增长率为5.2%,人均收入增长率为3.28%。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印度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从1950—1951年度到1984—1985年度,印度人口从3.59亿增加到7.5亿,即增加一倍。按1970—1971年度价格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从1746.9亿卢比增加至6120.1亿卢比,即增加2.41倍,同期内人均国民收入从466卢比增至771.5卢比,即增加65.56%。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4%。印度工业有重大发展,已建成初具规模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工业设备的自给率已从独立初期的10%左右上升到90%左右。国内市场的消费品大部分是本国制造,并能输出纺织、制糖、钢铁、化纤等工厂和电站的成套设备。工业生产总指数从1950—1951年度的49增至1980—1981年度的278,增加4.67倍。许多产品成倍增长。独立初期与1984—1985年相比,煤由3300万吨增至1.47亿吨,增加4倍;发电量由53亿千瓦增至1399亿千瓦,增加25倍多;原油由23万吨增至2899万吨,增加133倍;钢锭由147.2万吨增至1081万吨,增长7倍多。印度农业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就。农业生产指数1969—1970年度平均数为100)从1950—1951年度的58.5增至1930—1981年度的135.2,增加1.31倍,年均增长率是独立前二十五年的1.5倍。从1950—1951年度至1984—1985年度,粮食产量从0.5亿吨增至1.46亿吨;棉花产量从51.7万吨增至140万吨,甘庶从7049万吨增至1.73万吨,油料从4980吨增至13100万吨。在科学技术方面不仅改变了过去严重依赖外国技术的状况,而且还能向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甚至向某些西方国家出口工业产品和技术。印度在原子能、电子、高分子、空间技术等方面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已能制造飞机、导弹、人造卫星、原子能发电站。其中四座原子能发电站总功率为860MW,85%的设备由印度自己制造。科技队伍人数在70年代末就已有23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自称居世界第三位。科研开支从1950—1951年度的4700万卢比增加到1982—1983年度的123.7亿卢比,即增加260倍。教育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全国中小学生从1950—1951年度的1920万增至1984—1985年度的8110万,增加3.3倍。同期,全印大学生从36万增加到350万,增加9倍,大学从27所增加至150所,小学从209671所增至52万所,识字率从16.6%上升到36.2%。 当然,印度经济在四十年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和困难。如经济结构不够合理、国民经济比例有时失调,工业设备长期使用不足,病态企业不断增加,经济管理特别是公营企业的管理混乱,劳动生产率低下,贫困和失业严重,两极分化不断扩大等。印度政府力图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关问题可参见第五编。 印度的混合经济体制与主要经济成份 印度独立以来一直实行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同时发展的方针。1948年4月的工业决议中写道:“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增加国民财富的办法是,扩大同前已进行的各种生产活动,并集中力量建立其他新的生产项目,而不是接受原有企业。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只要方向对头,调节得当,也可以起到极有价值的作用。”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把工业分为三类:第一类共17种,由国家垄断,其中包括武器弹药、原子能、钢铁、重型铸件、重型机械、重型电器、煤炭、石油、航空、铁路、造船、电力和采矿等工业。私营企业已在这类工业中经营的仍允许继续经营。第二类共12种,由国家建立公营企业,同时允许私营经济企业进入以补充其不足,这些工此包括机床、药品,合成橡胶、公路运输和海上运输等,其余均属第三类,留给私营部门经营。金融和外贸由公营部门控制和经营。 公私营两种经济部门共同存在于一社会之中,有各自的经营范围,在同一计划下发挥各自作用。公营经济主要集中于投资较大、周转期较长、收益较少的基础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军火工业、公共设施、重要的金融机构等。它们通过印度政府接管英国殖民政府原有企业、对私人企业国有化和国家投资兴建而得到迅速发展。它们对整个国家经济生活起着统治和支配的作用。“一五”计划开始时,只有五家中央控制的公营企业,到1982年初,已增至二百零三家,增加40多倍。投资额在1951—1952年度为29亿卢比,1982—1983年度增至2659亿卢比,增长850多倍。投资额占全国有组织企业(指根据印度各种法令进行注册并受其管制的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50%,拥有整个生产能力的60%。在国内净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约占20%左右,企业的职工人数占全国有组织企业职工总数的65%以上。70年代末,公营企业在印度一百家最大公司中的数目已增至三十六家,资产共达1088.3亿卢比,占一百家最大公司资产总额的74.3%,其中有的公营企业已列入世界的“跨国公司”,如印度钢铁管理公司在世界四十三家最大钢铁托拉斯中名列第二十位。从公营经济的规模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所起的作用来看,它已成为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从性质上说,它无疑代表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印度政府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也大力扶植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积极扶植大财团,的经济发展。印度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的措施,如实行垄断和贸易行为法、工业许可证制度等,但总的说,扶植是主要的,或小限制大扶植。私营经济的消费品工业、建筑业,商业利润一般都比较高,而公营企业由于投资大,利润则均较低;而且公营企业为里断财团提供所需要的种种有利条件,如廉价原料、燃料、基地设施、机器设备、交通运输、水利电力等方便。正如阿吉特·罗易在《印度垄断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说:公营经济提供最基础的结构,而“私营部门主要是垄断资本在这个基础结构上建筑起自己富丽堂皇的大厦”。在政府和公营企业的扶植下,使本来就具有实力的垄断财团获得迅速发展。1851年拥有二亿卢比以上的财团只有九家,1981年已达一百家,其中超过十亿卢比的有四十四家,资产总额1514亿卢比。 印度政府还采取若干措施支持和鼓励非垄断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一般不超过一百万卢比,特点是投资较少,技术水平不太高,容纳劳力多,产品花色品种齐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1961年小企业的数目不到三万家1981—1982年已增至五十三万家,拥有固定资产919亿卢比,就业人数750万,其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0%,产品出口额约占全部出口额的20%。尽管每年都有大批小企业倒闭,但又有更多的小企业兴起。小型工业是印度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外国私人资本企业,印度政府一方面采取限制和削职外国资本在印度的势力和影响,另一方面又允许存在并积极发展同外国资本的关系。独立以来,外国私人资本到70年代末直接投资总额达216亿卢比,相当于1943年投资总额的8.5倍。除英国资本外,美国、德国、法国等外国资本对印度的投资明显增加。但是,外国私人资本在印度公私营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1949年为5.5%,1956年为36.3%,1976年再降至17.9%。1978年外国直接投资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就是说,外国资本虽然在印度仍有一定重要地位,但作用远不如独立前。 总之,独立后印度有五种经济成份并存发展:公营经济、印度私人垄断资本、外国私人垄断资本、印度中小私人资本、农村小农经济。这五种经济成份的总和构成印度的经济基础。 土地改革和绿色革命 印度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印度人口中80%以农业为生,农业吸收了全部劳动力的70%,它的发展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它是印度国民总产值的主婆来泥,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越础。为改变印度农业的落后面貌,印度政府采取种神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独立后印度农业政策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独立到1965年为“全面发展农业”阶段,重点是实行土地改革、合作社运动和乡村发展计划等。第二阶段,从1965年到1978年,以技术改革为中心,实行农业发展新方针,又称“绿色革命”;第三阶段,从1978年起至今,以消除农村贫困和失业为目标,实行农村综合发展计划。三个阶段中以土改和绿色革命最为重要,取得的成果也较为明显。 印度土改有三项内容:第一项,废除柴明达尔等大土地所有制。印度政府法令规定,以补偿金的办法接管柴明达尔等大地主的荒地、森林和耕地的一部分,然后有代价地分给耕种者。即非通过强行没收柴明达尔地主土地并无代价的分给农民。到50年代中期,大约在全国38%的土地上取消了柴明达尔,政府付给柴明达尔的赔偿费高达62.2亿卢比,其价格相当于被征收土地每年地租收入的十至二十五倍。第二项,租佃改革。从1053年起,各邦通过租佃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是租金公平合理并保障租佃关系,各邦政府均规定了地租数量并规定地主不得驱逐佃户,农民耕种六年者将取得永佃权,允许佃农购买土地等。第三项,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1961年底印度开始宣布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的法令,规定超出限额的土地由国家交付评议会分配。各邦根据这一法令实行土地最高限额的标准不一,安得拉邦个人持有土地最高限额是27英亩到324英亩,拉贾斯坦是22英亩到336英亩,古吉拉特是19英亩到132英亩,卡纳塔克是27英亩到216英亩,旁遮普和哈里亚纳是30英亩到80英亩,马哈拉施特拉是18英亩到126英亩。1972年7月,印度政府又规定以五口之家为一单位,最高限额水浇地为18英亩,旱地为54英亩。根据土地最高限额法,各邦共取得剩余土地567.8万英亩,已将其中的446.3万英亩分给329万无地或少地农民。土地限额法规定国家征收限额外的剩余土地要付给土地所有者很高的补偿金。由获得土地的人20年内付清,全国预计实行最高限额而付给地主的补偿金达233亿卢比,等于废除柴明达尔时所付的补偿金的四倍。 印度的土改无疑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措施,但对其结果应进行公正的评估。既要肯定其成功之处,也要看到其失败和不足之处。其成功之处在于,印度土改废除了柴明达尔“中间人”地权制,从而限制和削弱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势力,为印度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柴明达尔制度是英国在印度培植的极端腐朽落后的封建土地制度,这种制度在土改前占印度全国耕地的一半,它们构成印度农村最大的封建势力。由于实行土改立法,在近92.4%的柴明达尔地区实行,取消了259万柴明达尔中间人的征收地租权,接管了700万公顷土地,有800万佃农获得土地所有权。土改后,土地所有制有局部的变化。独立初期,不到农村人口15%的地主、富农占地85%,其中不到2%的大地主却占全部土地的70%;而占农村人口85%的贫苦农民则仅占土地的15%。经土改到1970—1971年度,则有近50%的人拥有80%的土地,其中大多数是占有五至十公顷的中小地主阶级,而拥有二十至五十公顷以上的大地主仅占农村的1%,只占有土地13%。可见,柴明达尔大地主势力已受到严重打击而日趋削弱,地权已经分散到中小地主阶级手中。这也表明,经过土改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土地再分配土地集中程度有所下降,新兴中小地主阶级已经兴起,他们容易接受新的农业技术,并开始逐渐经营资本主义农场。此外,由于土改立法,允许地主收回土地“自营”,从而引起夺佃高潮,不少佃农失去土地而成为无地佃农,他们的数量急剧增加,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变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工人,这无疑为发展农业资本主义创造了另一个必要的条件。 印度土改失败之处首先在于,它不是采取消灭农村封建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革命措施,因而不可能解决印度农民的土地问题。土改后的土地再分配主要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至多涉及到一小部分富裕农民。因为支付征收柴明达尔的土地赎买金,只有少数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才有可能,无地和少地农民是无力支付的。土改后,土地所有者与实际耕作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印度土改失败之处还在于,土改中除废除柴明达尔土地制度外,其它二项基本上没有贯彻执行。租佃改革立法大多停留在纸面上,而且地主利用法令本身的弊病,硬性提高租金,合法进行夺佃。土地最高限额法令也收效甚小,它的目的是企图解决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行合理土地分配,但实际上,得利者只是一小部分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无地和少地农民由于无力支付补偿金,同样得不到土地。 印度政府从6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以技术改革为中心的发展现代农业战略方针,即人们通常说的“绿色革命”。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扩大灌溉而积。它是新方针的核心和关键。印度灌溉事业早在英国统治时就比较发达,当时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有“世界灌溉中心”之称。独立以后,特别是实行绿色革命以来,印度政府对灌溉的投资和面积不断扩大。灌溉投资在70年代中期比50年代初期增长三十二倍,水浇地面积从1958—1951年度的2256万公顷上升到1979—1980年度的5264万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30.8%;80年代中期已达六千万公顷以上,比独立初期增长一倍多。引进、培育和推广高产品种。印度政府开始是从国外引进高产品种,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建立中央和地方的种籽研究中心,对上千种小麦和上万种水稻品种进行了筛选。到70年代后期已培育出了一批小麦和水稻的高产优良品种,被称为“神奇的种籽”。一般比当地品种高产二至三倍。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高产品种面积从1965年的一万公顷扩大到1975年的二千五百万公顷,分别占小麦和水稻播种面积的31.5%和69.6%。大量使用化肥。印度政府为保证化肥供应,兴建了一批化肥厂,并从外国进口相当多的化肥。化肥从1952—1953年度每公顷平均用量的0.5公斤增加到1978—1979年的29.8公斤,提高了59.6倍。提高机械化程度。拖拉机在1951年仅9000台,平均每10万公顷使用7台,到1978年增加到30.67万台,每10万公顷平均使用213台,增加34.1倍。农业电力从1951年每公顷使用1.5度增加到1975年的50度。 绿色革命与土改一样其效果成败兼而有之,但从总体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在生产力方而,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增长率和生产率,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1351—1965年间,农业增长率主要靠扩大耕种面积,平均年增长率为1.7%,生产率增长1.4%。而绿色革命后,从1965年到1979年,农业产量增长率和生产率分别为2.6%和1.7%。粮食产量在1964—1965年度为8956万吨,到1978—1979年度则为1.3亿吨。1979—1982年为1949—1952年的2.17倍,小麦同期增长4.6倍。由于粮食产量增加,使印度由一个“饥荒之国”变为“余粮之因”。1960—1970年平均每年进口650万吨粮食,到1978年不仅停止进口粮食,还向亚洲一些国家出口100万吨粮食,绿色革命最有成效的是旁遮普、哈里亚纳、北方邦西部,政府收购的商品粮主要集中在这三个邦。以1977—1978年度为例,政府总共收购小麦480万吨,而从这三个邦分别购了281万吨、83万吨、70万吨,占小麦收购量的98%。旁遮普稻谷产量的78%、哈里亚纳稻谷的91%卖给了国家。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绿色革命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绿色革命之后,在全国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特别在绿色革命之乡西北部的三个邦被认为是连片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农业占优势的地区。这里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农业资本家阶级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工人。 绿色革命是在不改变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现代农业技术从生产力来改造传统农业的。它尚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绿色革命的收益被极少数新兴地主阶级和富农所分享和独吞,他们可以运用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获取高额利润。而农业雇工则大量增加,贫困农民不断丧失土地并负债累累,从而加剧了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绿色革命与土改一样是为印度资产阶级和地富服务的措施。 四、当代社会性质 从上述印度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介绍和分析中不难看出,印度经过四十年的变迁,其社会性质已非独立前的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应是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个社会又不同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具有自己的许多特色。 肯定印度是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依据在于: 印度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基本自己当家作主,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今日之印度不存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和外国租界,没有驻扎外国军队。帝国主义在印度无领事裁判权,印度的一切重要通商口岸、海关均控制在印度人手中。印度独立初期虽然在军事、文官方面的局部大权依然为英国人所控制,但印度政府自50年代中后期已逐渐实现印度化,印度政权已牢牢掌握在印度资产阶级之手。印度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而且在经济上也基本上取得了独立,并且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印度本国资本迅速增长,外国资本则急剧下降,对外援的依赖也明显减少。70年代中期,外资在印度资产总额中只占17%,印资则上升为83%,据印度财政部长1982年宣布外资投资仅占总投资额的4.2%。外援在公营企业的投资一般占12%-20%。“六五”计划时外援只占5.7%。印度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外资外援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从独立以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没有因利用外资外援而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反而使其独立性不断增强。印度在外交上实行的基本上也是独立自主的政策,虽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与一个大国打得火热,偏离甚至背离它所一再倡导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但并未因此而使其成为这个大国的附庸,它依然保持了在外交上的独立性。它的这种外交政策“真意在于要在美苏夹缝中间捞取最大限度的利益”。 印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其主导方面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从印度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可以看出,公营经济、大财团经济、外国财团经济、中小型工业经济无疑均属资本主义性质。而且,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农村经济基本上是两种类型,一种是原来的封建生产关系,一种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前者虽然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但正在向第二种类型缓慢地发展。印度的土改和绿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西部已连片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其它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从印度国家政权来说,它无疑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如前所述,它有体现印度资产阶级意志的宪法,它的议会是印度资产阶级的最高立法机关,它的责任内阁政府是向资产阶级负责的办事机构,它的文官制度是印度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重要标志,它的军事机构是维护印度资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和保证。总之,它的国家政权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基本上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类型,而非封建君主的或军事专制的政权。从生产力发展角度说,印度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确立促进了它的发展,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印度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不是很快,且存在种种困难和问题,但却在朝着现代化方向迈进。独立以来,国民生产总值比独立时增长四倍多,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粮食达到自给有余的境地,科技达到较高水平,均是独立前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仅就增长不快的农业生产来说,1945—1979年农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为2.5%,而独立前的二十五年间平均增长率仅为0.28%。独立前后相差十几倍。 印度的资本主义不同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其特点在于: 其一,印度是经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这种不发达表观在许多方面:印度国民经济结构尚未发生根本变化。印度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6%,靠农业为生的农业劳动力占70%。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占40%,工矿业仅占20%,这表明落后的农业生产仍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生产工具落后。印度的生产工具虽然有较大改进,工业自给能力和技术水平在第三世界也是较高的,然而同发达国家相比则十分落后。据联合国公布的材料,1976年印度使用的农业拖拉机为25万台,而美国为438万台,西德为145万台,日本80万台;收割机脱谷机印度为879台,美国为64万台,日本为50万台,西德17万台。人均国民收入低下。以1983年为例,印度国民生产总值为1738.8亿美元,按人口平均产值为244.7美元,美国则各为3256.5亿美元和13887美元,日本分别为10628.6亿美元和8973.1美元。 其二,印度是封建性和半封建性较浓厚的资本主义。这种浓厚的封建性和半封建性集中体现在农村的生产关系上。实际上,就全国农村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相当缓慢而有限的。在大部分地区,农业中占优势的仍然是封建或半封建土地制度。国大党的土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地主势力,但并未根除封建和半封建土地制度,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关系只是在局部地区发生变化,就印度总体来说,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正如1980年9月《商业旗报》一篇评论所说,“计划一个个订出来了,又一个个执行了,但土地结构依然如故。”土地占有仍集中在封建地主手中。就剥削形式说,封建地租剥削,特别是分成制在很多地区仍然是主要形式,据统计,分成制约占全部出祖土地的47%,地主收入通常在农民收成的一半以上。此外,私人高利贷剥削在印度依然盛行,再加上宗教迷信、种姓制度等使印度封建色彩更加浓厚。在上层建筑中,如前所述,印度虽然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但它在许多方面远不如西方国家体现得充分,有浓厚的东方封建专制制度的某些痕迹。 其三,印度是对外国有一定依赖的资本主义。 独立以来,印度外资外援虽然与本国资本相比相对下降,但从绝对数上看是急剧上升的。1948年时,外资总额为25.6亿卢比,1982年时则升到250亿卢比。主要投资国除英国外,还有美、西德、意、法、瑞士、日本等。主要投资于制造业,其次是服务业、石油工业、种植园业和矿业。印度也是接受外援较多的国家之一。自独立到1984年共接受外援3647.44亿卢比,到1抑4年初,印度外债总额已达1233.9亿卢比,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3.8%,平均每个印度人负外债二百卢比。由于还本付息总额不断增加,预料1987至1992年间,印度每年要向国际货币基金偿付本息十亿美元以上,因而印度将陷于举外债还旧债之中。苏美两国是印度的最大援助国。美援到70年代末已达113.1亿美元。印工业上需要的重要原料和先进技术设备大部分从美进口。苏自1955年以来援印共三十多亿美元,援建项目七十多个。苏又是印最大的军火供应国,向印度输入了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军援达五十多亿美元。这为数众多的外资外援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印度的经济、政治与外交。印度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偏离不结盟政策,与一些邻国不和甚至发生战争,在阿富汗、柬埔寨等问题上偏袒实行霸权主义的国家等,不能不与上述的外资外援有关系。 其四,印度是采取某些社会主义作法的资本主义。1955年印度国大党就正式通过了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1985年国大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时,仍继续强调要在印度实行社会主义。国大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印度资产阶级为发展民族经济、巩固独立成果而采取的一些适应本国需要而借用社会主义的某些作法和方法,为其最终走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服务的。正如尼赫鲁自己所说:“就印度来说,就印度目前所处的地位来说,我确实喜欢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最终将不得不作为政治外衣把民族主义推向前进”。因此,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无疑是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但这种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以社会主义为外壳的。许多作法颇类似社会主义。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实行公营和私营经济并举的混合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印度独立以来共推行了六个五年计划,从未中断,从1986年起又开始推行第七个五年计划。这种计划经济内容包括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同时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做到粮食和基本原料、国防、技术力量、机器设备自给;公营部门以指令性原则实行计划生产,私营部门以指导性原则实行生产;消灭失业和贫困问题等。印度的计划经济实施以来并没有给印度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来根本的变化,贫困和失业也未得到根本解决,但这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计划经济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与形成,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水平和自给率的提高等等,均表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印度同样有较大的威力。 其五,印度将是一个经过较漫长的站程才能过渡到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印度社会的发展无疑面临着两种前途:一种是在印度实行彻底的民主民族革命,既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建立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权,彻底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真正解决农民的土他问题,为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扫清障碍。但是,这种前途目前条件并不具备。客观上无革命形势,统治阶级能够照旧统治下去,人民未达到非起来推翻现政权不可的程度。从革命政党本身的主观条件来说,尚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力量单薄,无力领导这场革命斗争。另一种前途则是在现存的资产阶级政权控制下沿着一条痛苦的“普鲁士道路”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这种前途已成为现实并似乎在不可逆转地向这个方向发展。无论从国际上还是从印度国内均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印度执政的资产阶级有能力利用国内外有利条件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沿着资本主义的方向不断发展。然而,印度能否最后走上并发展成为欧美式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并非轻而易举,这要经历漫长甚至是痛苦的历程。这是因为今日之印度,人口众多,物质基础薄弱,农村封建或半封建生产关系尚占统治地位,宗教、种姓制度严重存在,民族、教派矛盾异常尖锐,在短期内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是困难的。

第一章 工人阶级

一、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特点 印度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是印度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由于印度资本主义是在英国殖民主义的作用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印度取得独立后,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而,印度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有许多独特的特点。 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开始大量输入印度。英国殖民主义为开辟商品倾销市场并搜取廉价原料,便在印度兴修铁路、码头,开采煤、锰、云母等矿产,建立黄麻、棉花、面粉等原料加工工厂,此外在阿萨姆、西孟加拉等地开辟了一批茶叶、咖啡种植园。19世纪中后期,英国在这些部门和企业中则均有较大发展。如1853年以前,英国只建成铁路32公里,1869年时已达八千公里。1854年英国人奥克兰在加尔各答兴建了第一座黄麻厂,到1879年黄麻厂共有二十个,雇佣工人二万多人。 英国资本的侵入为印度本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世纪中叶以后,印度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产生。印资以棉纺织业为主,1851年创办了第一家印度人的棉纺厂,此后印资工业则不断发展。1879年共有八十九个棉纺厂,其中绝大部分属印资,这些工厂共有工人四万三千人。由此可见,印度近代产业工人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主要在铁路、矿山、纺织、海运、种植园等产业,其中一部分在英资产业的奴役之下,一部分则受印资的剥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工人阶级随着英国资本输出的加剧和印度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阶级队伍日渐扩大。据劳工调查委员会材料,1892年,印度有大工厂956家,雇佣工人316816人。如果加上铁路、矿山的工人则产业工人数量可达80万人。到1914年第一次此界太战爆发时,印度有工厂3936个,日平均雇用工人为95万人,加上铁路、矿山工人、种植园工人,则有产业工人250万人。如果加上手工业工人,印度工人阶级队伍估计有近千万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资本主义特别是印度本国资本获得较显着的发展,印度近代产业工人阶级队伍随之扩大。他们不仅在原来的几种产业中劳动,而且扩大到制糖、水泥、钢铁等产业之中。据杜德所着《今日印度》统计,1931年约有产业工人450万,其中工厂工人203万,铁路工人70万,矿工41万,水上运输工人36万,种植园工人100多万。印度独立时产业工人600万,其中工厂工人300万,运输工人130万,矿工50万,种植园工人120万。如果加上手工业工人,印度工人阶级队伍可达二千万之多。 独立后,印度经济特别是重工业获得了较明显的发展,印度工人阶级队伍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据统计,1961年,产业工人702万,其中工厂工人400万,铁路工人115万,矿工67万,种植园工人120万。1971年,产业工人总数为900万,其中工厂工人500万,运输工人231万,矿工63万,种植园工人109万。1981年,产业工人总数估计为1180万,其中工厂工人727万人,运输工人270万,矿工81万,种植园工人110万。从中看出,印度产业工人增长速度日益加快。70—80年代,印度产业工人的总数已相当于独立前产业工人总数的一倍以上。 印度工人阶级队伍除产业工人外,还有众多的非产业工人队伍,其中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雇员、店员、家庭手工业工人等,截至1984年印度有组织部门的职工共有2425万人。如果加上非有组织部门企业的家庭手工业工人以及其他工人,可达四千万。如果再将农业无产阶级队伍加上,那么印度无产阶级队伍估计达一亿左右。 印度工人阶级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如下: 印度工人阶级形成虽早于中国,阶级队伍也比解放前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数量多,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其发展速度迟缓,工人人数在全国人口比例中一直占较小比重。1911—1921年5印度人口每年增长一百二十万,而印度工业就业人口每年只增长四万人,工人就业人口增长占人口增长的3.3%;而1921—1939年间,人口每年増长三百三十万,而工业就业人口平均每年增长二万五千人,就业人口增长仅占人口增长的0.8%。 1939—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工人就业人口增长占印度全国人口增长的4.5%。但是,即使这一速度也远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同期,澳大利亚工人就业增长占人口增长的30%。印度工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一直占很小比例。据1911年印度官方人口调查,72%的人口从事农业和畜牧业,11%的人口从事工业,1.6%从事运输业。印度工人阶级队伍尽管在独立后有较快的增长,但在全国人口比例中,与独立前相比无根本变化。据统计,1971年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2%,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人口总共占全国人口的27.8%,其中工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1%,交通运输业占总人口的2.4%,两项合计占134%。相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农业人口则迅速下降,而工业人口急剧上升。例如,美国1910年农业人口在全国劳动力中占32%,工业和其他人口占68%;1930年农业人口减为11.6%,工业和其他人口则増长为88.4%;1965年农业人口减至5.2%,工业和其他人口增至94.8%。在日本51930年农业在全国劳动力中比重为36.2%,工业和其他行业人口比重为63.8%;1950年农业人口减为32.6%,工业和其他行业人口增至67.4%;1960年农业人口为18.9%,工业和其他行业增至81.1%。 印度产业工人高度集中,他们集中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工业区,也集中在几个主要产业里和少数大企业之中。 例如,印度西海岸的孟买是全国最大的棉纺业中心,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经营最早的地区之一。1911年,该城有九十七万九千人,其中三十万是工人,占全国工人人口的34%,近代产业工人有二十万。1915年,该城市有棉纺织厂86家,约占全印棉纺织厂总数的三分之一,纱锭和织机均占全印总数的一半以上,雇佣工人十一万二千名,占全印纺织工人总数的2/5以上。独立以后,该地仍是产业工人高度集中的城市。据统计,马哈拉施特拉邦的70%以上的工业劳动力集中在孟买——塔纳地区。孟买地区有工厂3500家,工厂工入达一百万以上。印度东海岸的加尔各答是黄麻和机器工业中心,工业人口占该城的五分之一。比哈尔邦的詹雪德普和吉利亚、西孟加拉邦的斋普尔,是冶金和采煤工业中心,矿工有三十三万,占全国矿工总数的二分之一。 工人高度集中在大企业中的情况在独立前就明显存在。据统计,193年,印度533家“巨型”工厂中,印度本国私人资本经营的工厂数为331家,占工厂总数的64%,职工人数为八十万九千人,占工厂职工总数的57.7%;而由英国控制的146家,占27.4%,雇佣工人四十四万三千人,占31.6%。独立后,工人仍然集中在大工厂、大企业之中。据统计,1961年,共有30048家工厂,其中有3800家工厂属于雇佣工人不到十人的类别,它们占工厂总数的12.6%,但是仅雇佣了26465名工人,仅占雇佣工人总数的0.8%。而其中621家大工厂雇佣一千人以上的工人,仅占工厂总数的2%,但是他们共雇佣了一百五十七万一千人,即占三百二十三万二千名工人总数的48.6%。 印度工人阶级既包括产业工人,也包拮人数众多的被雇佣在落后的家庭手工业工厂的工人。这是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和殖民主义入侵所造成的。在印度刚进入手工工场时期,印度就开始兴建大工厂了,后者不是在前者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印度国内资本主义是在大生产和小生产两个领域中同时并存并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印度手工业工人的数量要远远超过产业工人数目。据1891年人口调查材料,从事手工业的工人连同家属将近4500万,如按每户四口人计算,则有手工业工人1100万人。另据1931年国情普查材料,1921年各种工业和手工业在业人口总数为1530万,除去产业工人268万外,手工业工人人数有1320万。独立后,印度手工业工人大体上保持并略高于这个数字。根据1981年《印度经济情况每月述评》,1973—1974年小工业和乡村工业雇佣的工人为1763万,其中传统手工业工人1022万人,现代小工业工人741万人。1979—1980年共雇佣2334万人,其中传统手工业工人1328.4万人,现代小工业工人1060万人。 这些传统手工业分布在全国各个城镇和广大农村,从事种类繁多的行业。据1977年印度政府《工业政策声明》中规定,乡村工业和小工业有504种产品,后来又扩充到807种产品。这些手工业工人多在十至二十四人的家庭手工工场中劳动。这类小型企业在1979年时已达一百二十万家。这一庞大的手工业工人队伍是印度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特点和作用值得重视和研究。 印度工人阶级大部分出身于失业的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他们与广大农民特别是农业工人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的命运。 英国殖民主义入侵后,由于摧毁了传统的村社土地制度,使许多破了产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农业雇工即农业工人。据统计,19世纪70~80年代,农业雇工就急剧增加,1881年为七百五十万。1933年增至二千万,农业工人在全部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在1901年为16.9%,1921年为这些雇工有一部分继续在农村受封建地主的剥削,有一部分则流入城市工厂和矿山,成为印度工人阶级的主要来源。根据比哈尔1030个矿工家庭的调査,59%以上的矿工属于无地的农业工人,24%矿工是属于有少量土地的农民,有6%是来自欠田租和受高利贷剥削的农民,他们因不能维持家里生计而来当矿工。三项总计占矿工的89%。这些来自农业雇工和贫苦农民的工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多数仍和他们的农村家庭和亲友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家属在农村。据统计,1906年孟买三十万工人中,70~80%的家属在农忖。另据调查,比哈尔查兰矛赫煤矿工人有70%既当矿工又同时是农民。他们上午6时至9时在自己农田上做活,中午、下午则下矿坑做工。贾里亚矿工绝大多数都是农闲时从乡村跑到煤矿里,农忙时又间到乡间里去。当然工厂工人一般常住在城市较多,但他们也与农村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既受城市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欺压剥削,也受农村地主、高利贷的奴役和盘剥。 印度工人阶级的这一特点一直保持到独立以后乃至今日。独立印度农业工人数目大幅度増长,据统汁,1951年农业工人为2800万,占劳动力的19.7%,1971年为4759万,占劳动力的26.3%,1981年增加到5540万,占劳动力的22.4%、从1951年到1981年,印度农业工人増加2740万,即增加一倍。这些农业工人正是印应工入阶级的最为的后备军。据统计,德里每年有十万人是从乡村流入,其中大部分是农业工入。 但由于印度人口和农业工人的大量増加,印度工业发展有限,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因此造成大量失业现象。这种情况就造成劳动力价格低廉,工人工资和收入保持在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倍的水平上。正如《东方工业问题》一书作者巴特勒说,“城里的生活水平不可避免地受着农业地区的影响。当农村在这方面像现在这样落后的时候,要使城市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有实质上的提高是难以想像的。他们的生活水平经常受到从乡村涌来的大批新的工人的威胁,他们不管工资怎样低,宿舍怎样不合卫生条件,也不管怎样不习惯于近代会组织的任何形式,只要找到工作就行。”正是这种情况使印度工人阶级和印度农民阶级,特别是农业雇工,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奋斗目标。 印度产业工人所在的企业结构,在独立前与独立后有较大变化。 在企业结构上,独立前印度产业工人大部分集中在轻工业,其次是铁路运输,再次是采矿和种植园。在工厂工业中,产业工人则主要集中在棉麻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之中,机械制造和钢铁等重工业几乎微不足道。以1935年为例,纺织业企业753个,雇佣工人827441人,占全部工厂职工的14.95%;食品、饮料烟草工厂有2957个,雇佣工人257584人,占职工总数的13.99%。钢铁厂和其它金属厂共有个,雇佣工人58,159人,只占职工总数的3.05%。 独立后,由于印度政府大力发展重工业,致使重工业工厂的工人数目大幅度增加。以1971年为例,棉花、黄麻二项企业共有产业工人万人;食品加工、烟草、制糖、造纸等轻工业约110万人;交通运输约365万;植种园109万人;军工、石油、钢铁、机器制造等重工业产业工人有255万。 独立后印度工人阶级在企业结构上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公营企业中的工人比例逐年增加。中央所属的工厂企业在1960~61年度末有职工18.5万人,1979~80年末已达175.5万人,十年之内增长近九倍。目前,印度公营部门的职工(包括政府雇员、商店店员等部门全部非农业职工)己超过私营企业的职工,1972年公营部门职工共计1120万人,私人企业职工679万人,公营企业职工占全部职工的62%。1984年,公营企业职工为1594万,私营企业为754万,公营企业职工占全部职工的69%。 印度工人阶级受剥削、压迫深重。 独立前,印度工人阶级身受殖民主义、封建高利贷和本国资产阶级的三重剥削和奴役,他们在政治上无任何权利可言,在经济上则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据《印度工厂劳工委员会报告》统计,20世纪初,一个四口工人家庭每月最低生活费用约40—45卢比,但是,工人所得的工资却远低于这一最低平均数。在孟买二十一万产业工人中,每月工资为82卢比的达十三万人,占总工人人数的62%;每月工资为12~20卢比的约有七万五千人,占35.7%;每月工资20~30卢比的只有五千人,占总数的2.5%。这说明90%以上的工人月工资只相当于当时最低生活水平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少数较高工资收入也只相当于最低生活水平的1/2~3/4。他们每月工资仅能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根本无力供养全家。即使最熟练的纺织工人,每月也只有30卢比,一般织布工只有12~20卢比。除此之外,工人还要受包工头和高利贷的重重盘剥。据调査统计,孟买百分之七十工人部受高利贷剥削,年利达50~70%。工人劳动条件极其恶劣。20世纪初劳动时数达15~16小时,工伤事故、职业疾病严重威胁工人的生命安全。 独立后,由于英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削弱和本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工人阶级则主要在印度民族资本企业中劳动,即使在外国资本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境况也有所改变。因此,印度工人阶级在独立后在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已大不同于独立之前,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则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比农民处境相对要好些,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十分低下,大多数工人入不敷出,失业严重。 二、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 如前所述,印度工人阶级较早出现在东方的世界之中,而且曾走在亚洲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在东方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印度工人阶级却未能合乎逻辑地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更未能取得独立后的执政地位。相反它在独立前基本上或在相当大程度上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在组织上依附于资产阶级,充当其追随者或在其领导下行动;独立后继续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悲苦地生活着。人们不禁要问,印度工人阶级为什么未能充分发挥其历史赋予它的领导者的责任,本部分将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英国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印度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一家独占的殖民地,而非几个帝国主义争夺的半殖民地,其统治极其严密,加上英国殖民主义的狡猾、残暴之特点,使印度工人运动及共产主义运动难以存在并得到巨大发展。每当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兴起之势,英国殖民政府便立即将其扼杀。早在1920年英国当局就把防止印度遭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视为“当务之急”。此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和半非法状态。每当印度工会和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一定发展或准备采取行动时,殖民当局便立即制造所谓“共产党人阴谋案件”。如1923年的“白沙瓦审判案”,1924年的“康普尔审判案”,1929年的“密拉特审判案”,以及1942年的类似案件,均是如此,殖民当局利用这些案件大肆逮捕工人领袖和共产党人。1929年的事件突出说明了这一点。如前所述,1926~1928年印度工人运动和工农党的建立,特别是马列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和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大,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极大恐慌。在《1928~1929年的印度》政府年度报告中记载:“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影响,特别在某些大城市的产业阶级中的增长,引起了当局的焦虑”。于是,在1929年3月,英国殖民政府制造了奥名远扬的“密拉特审判案”,三十一名主要工会领导人被速捕。其中有工会大会副主席,前任工会主席和两名副书记,孟买和孟加拉两个邦的工会书记,红旗工会的全部职员,孟加拉、孟买和联合省的工农党书记,其罪名是图谋推翻英国国王对印度的统治。这桩审判案进行了三年半之久,他们有的被判处流放,有的被判处三年至十二年徒刑。在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才减轻了原来的刑期。印度工人运动由于受到这种严重打击,使运动陷入瘫痪和瓦解状态,领导作用自然就不可能得到发挥。 有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均强大的资产阶级的竞争对手。 在印度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开始转变为自为阶级之前,印度的资产阶级就已有了自己的政党——国民大会党。该党较印度共产党早建立几十年,树立起要求民族独立的大旗,与英国殖民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并取得了较丰富的经验,它有威望较高的政治和精神上的领袖甘地和尼赫鲁。因此,在与印度工人阶级争夺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斗争中处于绝对优势。不仅如此,印度工人阶级本身也从政治思想到组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全面受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所左右和控制,印度工人、阶级则依附于印度资产阶级,深受其影响而不能自拔。 早在1884年一些资产阶级组织分子,如N·M·罗堪特就创办《穷人之友》,并在孟买工人中活动,建立启蒙团体,教育和组织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争取劳动立法而斗争。训世纪初,以B·K·提拉克为代表的国大党激进派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反英宣传,传布俄国1905年斗争经验,组织工人罢工,发动了1908年孟买十万人的政治罢工。1913年,甘地曾在阿默达巴德地区组织工会。1920年,国大党通过决议说,要各地方委员会“赞助全国的工会组织”,并要指导工人运动。决议要国大党大部分成员都要参加全印工大,说国大党“已发展成为工人的民族组织”,“在民族运动中,被组织起来的工人作用是重要的”,全印工大的建立是“国大党成员作出最大努力的结果”。1922年在国大党加雅年会上,国大党领导人达斯进一步强调国大党要注意工人问题。达斯说,“如果国大党无力履行自己的义务,国内就会出现脱离国大党,脱离争取自治斗争的工农独立组织”。1925年在康普尔年会上,国大党把组织工业和农业工人的条文引进了它的“建设性纲领”。1927年国大党执委会决定指派专人在工农业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草拟了领导工农组织的章程。可见,国大党越来越把工人问题摆在它的政治活动的显着地位。 在国大党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印度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纷纷插手指导工人运动和组织工会组织。他们被称为是“局外人”。他们中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和博爱主义者,有甘地主义者,到20年代中期,还有英国改良主义者、英国工党领导人等插手印度工人运动。他们大肆散布阶级调合、非暴力学说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学说,企图将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纳入到国大党民族主义的轨道上去。他们领导、插手工人运动固然有助于提高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则模糊工人阶级意识,严重妨碍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及其先锋队作用的发挥,而只能为资产阶级的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印度工人阶级虽然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贵族阶层和形成这种阶层的社会经济前提,但却由于这种外部的改良主义思潮的长期较深的影响,使印度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思潮难于消除,加上印度社会种姓制度及印度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的联系等特点,就使这种思想根深蒂固。这种思想至今似乎仍然存在着。正如杜德所说:“这种灾害(指改良主义——作者注)长期追随着印度工人运动,严重地妨碍了工人们伟大的战斗性和英雄气概,它的影响至今还遗留着”。独立后,执政的印度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继续对印度工人阶级实行利用、分化的政策,利用政权的力量实行控制乃至镇压。在劳工政策上,印度政府号召工人支持国家建设,宣扬“增加生产公平分配”,提出“工业和平”,“劳资合作”等口号,试行所谓“工人参加管理”,采取协商、调解、仲裁法庭等法律程序来束缚限制工人的罢工斗争。在工会内部实行分化各行业、各地区工会组织,大力扶植和加强全国工大,宣称只承认全国工大一个工会,并“加强全国工大、国大党、政府三者之间密切配合关系”等等。在近六百万的工会会员中,受国大党控制、影响的全国工大就有二百万人,占会员三分之一。此外国大党还设立了“劳工小组”(有时也叫“劳工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至今存在)其成员不仅有全国工大负责人,也包括政府劳工部长等。该小组由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它实际上是印度国大党中央控制全国工人运动的决策性机构。每当发生重大的罢工事件威胁资产阶级统治时,便出动军队、警察残酷镇压,如在独立后不久就宣布全印工大和共产党非法,实行“公共安全法”,大批逮捕和枪杀工会干部。据报道,1950年共有二万五千人被捕入狱。1974年5月,印度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政府对参加罢工工人和工会干部实行逮捕、拘留达五万多人。复工后受到停职、开除、解雇处分的工人达十万多人。1982年全国大罢工时,有二十人被打死,三百多人受伤,五万工会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入狱,大批工人被停职、停薪。这一切情况均在客观上阻碍了工人阶级发挥它的作用。 印度工人阶级政党自身在指导斗争中的某些失误。 印共自20年代诞生后,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印度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不小成绩。伹是,印共产生后力量较弱小,至1935年时,印共仅有几百名党员。印共不仅在组织上力量弱小,就是在政治和策略路线上也有失误。印共早期的指导思想基本是M·N·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帝国主义“在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向殖民地作出让步”,在经济上允许殖民地实行“工业化”,政治上将政权移交给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种形势面前,以资本主义的矛盾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斗争便失去了重要性”,因此,印度的革命已不再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革命“只有突破资本主义的藩篱才能获胜”。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印度共产党人未能充分利用20年代初期印度全国的反英运动大好形势,积极参加并领导这一运动,反而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看作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动的”而加以反对。因而印度早期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脱离或孤立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之外,工农运动本身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一定限制。 1935年以后,印共在共产国际推动下,纠正了过去的左倾路线,与国大党合作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在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后,印共又响应共产国际号召,积极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并作出了不少成绩。1942年,印共由非法变为合法,印共利用这一时期大力发展工农组织,印共自身也空前发展。但是印共这一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反英斗争的旗帜,而与英国人保持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片面口号,由于这种策略方针致使印共未能取得反英民族运动的革命领导权,相反,印度资产阶级则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充当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民族英雄”和领袖。 印度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状态。 印度工人阶级自1920年建立统一的全印工大后至今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印度工会组织经历了多次的分裂和重新组合,大的分裂就有三次。第一次在1930—31年。1930年,以N·M·约希为首的旧改良主义派拒绝多数派的决议,退出了全印工大而组织了全印工会联合会。1931年,以印共为首的另一派,又另组红色工会火会。(1935年红色工会又并入全印工大;1938年,印度工会联合会又与全印工大合并)。第二次分裂发生在1947~1948年。l947年5月,在印度独立前夕,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为使全印工大符合国大党的政策并夺取在1942年失去的工会领导权,在举行的全印工大年会上,便单独成立了印度全国工会大会,尼赫鲁、巴特尔等国大党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从此,全国工大便成为国大党政权的一个御用工继全印工大分裂后,社会党于1948年12月在加尔各答召开劳工代表会议,宣布正式成立印度劳工协会。随后,1949年4月,M·K·鲍斯等为首的左翼小党派和改良主义分子又组成“统一工会大会”。至此,印度出现了四大工会组织——全印工大、全国工大、劳协、统一工大并存的局面。第三次分裂发生在1970年。全印工大内一部分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在印共的领导下,于1970年5月退出丹吉控制的组织,成立印度工会中心。 到80年代中期,印度全国性工会有十个:全印工大,受印共拉奥派影响;印度劳工会,受人民党、社会党影响;统一工大,受左翼小派如前进同盟、革命社会党等影响;全国劳工组织,1972年建立,属国大党组织派;统一工大,属左翼小党派影响;农业工人协会。 除上述全国性工会外,还有若干独立的产业联合会,如全印铁路员工联介会,全印港口、码头工人联合会,全印石油工人联合会,邮电雇员联合会,印度军需雇员联合会,印度公路运输工人联合会等。各个独立产业工会也分成若干派别,如铁路工会就分成国大党控制的全国铁路联合会、社会党控制的铁路联合会和印共控制的印度铁路联合会。 印度工人阶级由于被分隔在形形色色的工会之中,在政治上处于印度各党派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全印工大和印度工会中心虽然均是共产党所领导,但却分属于在纲领和策略上截然相对立的两大政党之中。 一般地说,一个工厂、一个企业或公司都有几个工会同时并存。印度工人阶级就是这样处于“一盘散沙的工会”之中,这不能不严重阻碍印度无产阶级的团结和作用的发挥。 印度宗教信仰、种姓制度和民族关系影响印度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一致行动。 据了解,在独立前许多工会组织有自己的庙宇,有很大一部分信仰印度教徒的工会会员在通过任何一项重要决议时,都要向庙宇举行某种宗教仪式,否则就不能通过。每次罢工取得胜利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他们都要表示表示谢意的祈祷,甚至对机器和工具,每年也要举行各种仪式来祭祀。这种宗教偏见不能不影响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印度宗教往往被一些资产阶级政治领袖利用来加强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如孟买工人百分之七十五是印度教徒。当年甘地、提拉克等就曾通过宗教关系与他们进行联系,从而扩大自己的威望和影响。 印度工人阶级被种姓制度区分为高种姓和低种姓工人,高种姓工人一般从事熟练的有技术或技术性较强的工种工作,低种姓工人一般从事非熟练、无技术或技术性较差的工作。最脏的工作由“贱民”承担。据统计,康波兰工人中男性百分之三十,女性百分之六十属于“贱民”,阿麦达巴德和那格普尔大部分工人也属于这种“贱民”,他们从事非技术、非熟练工种或最脏最累的工种工作。城市里的清洁工、皮革制鞋工作均由他们负担,他们的工资收入往往要低于熟悉工人工资的几倍。因而,两种不同工种的工人很难团结一致提出共同的经济要求并采取共同行动。 印度工人阶级也有多民族性的特点,往往一个地区内一种产业包括多种民族的工人,例如西孟加拉黄麻工人中有65%是印度斯坦人,主要来自比哈尔邦和北方邦,25—30%是孟加拉人,而印度斯坦人和孟加拉人长期以来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不能在工人运动中团结一致。 印度工人阶级虽然由于上述原因未能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结局,但是,印度无产阶级毕竟不断发展、壮大,也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教训。可以相信,经过长期的斗争,印度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将日益成熟,他们正在克服过去组织和政治上的种种弱点。

第四章 印度农村各阶级

一、概况 独立以来,印度农村正在发生着缓慢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不表现为农村人口的减少,也不表现为农村贫困的消除,而是表现为封闭的农村社会在许多地区正在解体,农村阶级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农村阶级的划分是以对土地的占有与经营方式为依据的。在印度,土地的占有与经营方式是极为复杂的。 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征服印度之前,土地属于村社占有、农民耕种。村社内的阶级关系是以种姓划分为特征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和固定分工使小农的经济力量十分薄弱,扩大再生产必须借助村社集体的力量。一个村社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生产是为了满足其自身的直接需要。这种简单再生产的村落共同体是印度历代王朝专制统治的基础,它并不因王朝的更迭而自身发生任何变化。对于殖民主义征服者,它先是商业入侵、后又成为工业品输入的严重障碍。 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后,破坏了印度传统的村社,改变了印度的土地占有制度,抉植起一个协助殖民当局完成掠夺任务的新的封建地主阶级。不管是英国殖民当局推行的柴明达尔制度即“包税地主制”,还是“农民祖佃制”和“农村租佃制”,都是承认个人可以占有、抵押、出售土地,从而使大部分村社共有土地变成了各种形式的地主的私产。他们从殖民当局取得地契,向殖民当局交租;耕种土地的农民成了地主的佃户。英国殖民主义者彻底改变了印度土地占有制形式,但并没改变其封建性质。英国扶植起来的这个新的封建地主阶级是一个完全寄生的阶级,他们不但征收农民的剩余产品,甚至榨取一部分农民的必需产品,是印度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独立后,为了适应民族资本发展的需要,印度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经过土改,印度农村阶级结构正在发生缓慢变化。“包税地主”被“废除”了,封建地主势力有所削弱,但远未退出阵地,在大部地区仍居优势地位,并凭借自己的经济、政治、宗教优势压制农场主的发展。资本主义经营的农场主形成为一个新的阶级,在少数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正日益壮大。他们是政府发展农业投资和新技术推广的主要受益者。1971—72年度只占总农户的10%的地主、农场主囊括了公营银行贷款的62.2%和私营银行贷款的77.27%,占有电动水泵和拖拉机总数的76.24%。 土改有利于土地资本主义经营。对大地主的部分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有利于中等农户及较大佃农的发展。而由于地主为逃避土改大量夺佃,却使更多的佃农变为无地农工。印度《计划》杂志1980年“独立日专刊”上发表的布·金·乔希的一篇评论土改的文章说:土改的绪果使殖民时代靠收租生活的地主变成了自由印度的“优等农民”,他们同富农一起是发展农业的“传导”者、政府投资的受益者、商品生产和“绿色革命”的获利者。租佃制度的改革不是实现“耕者有其田”而是更多的“耕者失其田”。新地主阶级比老地主阶级更加贪婪。商品化和技术变革之风吹进农村,引起了传统社会关系和价值的变化。新技术以其迅速提高生产率和惊人增长的能力使地富变成更残酷的剥削者,而对于小农和边际农,土地更是可望而不可及了。新技术的利益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获得,只有那些有土地、有资本、有权势的人才能得到。 土改加速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土地仍然集中在地主、农场主手中。1970—71及1976—77年度土地占有情况: 在印度的统计中,凡有土地的农户,包括佃农,都称之为“耕作者”;无地的农业劳动者,称之为农业工人(Agricultural LabcUrers)。“耕作者”依其占有土地的多少分为持有土地的边际农户、小农户,次中等农户、中等农户和大农户。但阶级的划分不能仅以占有土地多少为准,更重耍的是视其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而定。前三类中有佃耕农,也有自耕农;后两类中有地主、富农,也有新农场主。在以种姓制度为特征的印度农村社会里,传统的地主不但经济力量强大、政治联系广泛,而且出身高级种姓,社会地位优越,他们现在仍是农村的主要力量;新农场主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时代的剥削特征。 根据历史的发展和独立后的状况,印度农村阶级结构,它只是印度农村阶级结构的大体框架而不是精确统计;其数字只供参考。因为第一,“耕作者”的构成依据是1976—77年度全国农业调査的统计,而不同时期的调查偏差很大。如根据1953—54年度的第八次全国抽样调查,全国土地经营面积15563.6万公顷,而1971~72年度的第二十七次调查,土地面积尚不足12417.6万公顷,比1953—54年度少了3146万公顷,比1970—71年度全国农业调查少3795万公顷。不是土地消失了,而主要是大农为逃避土地改革法隐瞒地产。 第二,农业工人依据的是1981年人口普查数字,因而同“耕作者”是不可比的。农业工人是既无土地又不经营土地的农业工资劳动者,不入“耕作者”之列。农业工人的户数在历次调查中偏差也很大。1953~54年度的调査是1444万户,1971—72年度降为755.8万户,而这期间农业工人的人数却由1951年的2350万增至1971年的4750万,户数之偏差显然很大。如果按1974—75年度《农村雇工调查》的农业工人平均每户4.8人计算,1971年农业工人户数应为989.6万户,1976~77年度不会少于1000万户。 第三,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断言:农村剥削阶级的户数所占比重肯定要低于13.1%,而他们所占土地的比重则高于56.6%;而包括农业工人在内的农村劳动阶级的户数的比重实际上要高于86.9%,至少在88%以上,而他们占有土地的比重则低于43%。 二、地主阶级 地主主要是通过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取得收入,一般占有四公顷以上的土地。地主征收的地租不是扣除平均利润外的剩余价值,而是全部剩余产品,甚至包栝一部分农民的必需产品。 印度地主阶级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产物。首先他们把原来印度王朝的租税包收人法定为享有土地所有权的地主,即“柴明达尔”,继而又把“自古以来集体属于村社的土地”“以私有财产恩赐予农民”而使地主制在印度广泛扩展开来。这样,英国殖民主义者按照自己掠夺的需要,在印度创造了一个新的寄生的地主阶级,并使之成为其统治印度的社会支柱。在原英属印度九个主要省内,实行“柴明达尔地主制”的占全部私有土地的57%,实行“农民租佃制”的占38%,实行“农村租佃制”的占5%。根据1951年人口普查的统计,全印度的地主不足农业人口的2%,而属于他们的土地却占全部土地的70%。 印度地主阶级的一大特点是土地占有形式的多样化。这是英国殖民当局时常改变税制的结果。 1.“包税地主制”,殖民当局把本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原王朝包税人变为所负责收税地区的土地所有者,而后从他们那里收取一笔永远固定的税款——按当时农民交租额的10/11定额,向当局缴纳永久固定为300万英镑的税款,1/11归地主所有。这称之为“永久柴明达尔租佃制”(The Permanent Settl-ement)。印度学家帕姆·杜德指出:“永久租佃制的目的,是要依照英国的模型来创造一个新的地主阶级,作为英国统治的社会支持物。”实行“永久柴明达尔租佃制”的地区主要是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以及泰米尔纳杜北部;实行“暂时柴明达尔租佃制”的地区主要有北方邦、中央邦大部、马哈拉施特拉及旁遮普邦的一部分地区。 “包税地主”大小不等。小的占有几十英亩,大的占有几千英亩,一般占有几百英亩土地。他们是法定土地所有者,但并不经营土地而是出租收益,从而土地的转租形式大大发展起来,出现了人数众多的“二地主”,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中间人”地主阶层。在比哈尔、西孟加拉、北方邦等地通过“二地主”转租的现象十分普遍,有些地方,从上面的“柴明达尔”到下面的真正耕种者之间产生了多至五十级以上的中间人,据1947—48年统计,仅北方邦就有“二地主”一百二十万人以上。这些所谓“中间人”,在不同的邦,按等级和法权分为多种类别,但其共同特点是不享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享有获取一份地租的权利。一个“中间人”可以同时用不同名目享有按不同比例分得一份地祖的权利。这些“中间人”,作为“柴明达尔”地主的土地承租人直接剥削佃农。他们同“柴明达尔”一样是一个完全的寄生阶级。独立后印度的土改要废除“中间人地主制”,就是赎买“柴明达地主”的土地转买给这些“二地主”,使土地转租过程中的“中间人”变成土地的主人。 2.“农民租佃制”。通过立法规定英国统治当局对土地享有最高所有权,农民耕种土地不经“中间人”介入而直接向当局缴纳地租。由于法律确认了对使用的土地享有私有权,可以买卖、抵押或继承,这就实际上把占有土地的权利赋予村社上层,使封建化的村社上层富裕分子变成了“赖约特地主”。此外,高利贷者和商人把收押或购买的土地再出租取利,成了“赖约特地主”的补充来源。 “农民租佃制”主要盛行于泰米尔纳杜、马哈拉施特拉、古吉拉特、阿萨姆、喀拉拉等地区。这种租佃制在原孟买邦私人土地中占75%,在泰米尔纳杜邦占73%,在阿萨姆邦占80%。根据1953年调查的资料,在马哈拉施特拉较大的土地占有者仅占“赖约特”的10%,但拥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44%。在其他实行“农民租佃制”的地区,“赖约特地主”占有的土地都不低于土地的40%,在有些地区,如泰米尔纳杜邦的坦乔尔区,“赖约特地主”占有土地的90%。 由于“赖约特地主”是在“农民租佃制”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中、小地主居多,地片小且分散。从形式上看,“赖约特地主”和“赖约特农民”都按同一税率向政府缴税,但实际上,地主则把土地税的负担转嫁给直接生产者,而农民则在繁重的税负下日益破产。 3.“农村租佃制”。主要在旁遮普邦、中央邦和北方邦的一些地区实行。这种租佃制名义上承认土地属村社成员共有,政府向整个村社征税。实际上,随着税收制度的演变,北方邦的“农村租佃制”变成了“柴明达尔地主制”,旁遮普的“农村租佃制”也和“农民租佃制”一样,地产都集中在村社上层分子和地主手中。在独立前的旁遮普,全部耕地的50%左右为地主和农民上层分子占有,50英亩以上的大地主占总农户的2.4%,而占有的土地则达到耕地面积的40%左右。 在独立前的印度各士邦,土地有三种占有形式:土邦领地、王公领地和私有土地。土邦王公本身就是大封建主,土邦领地名为“国有”,实为王族财产。这些封建土地占有制形式之间的比例关系因土邦而异。例如印度最大的土邦海德拉巴,1949—50年度土邦领地占59.2%,王公领地占9.8%,封建私有地占31%;而在另一个大土邦迈索尔,土地则大部分为王公占有;另外,如巴罗达土邦领地占85.7%,特拉凡哥尔邦领地占75%,柯钦邦领地占50%,而在各小土邦,全部土地都直接为王公所有。 在邦领地上发生了同英国直接统治的印度各省“农民相佃制”类似的变化,通过转租土地集中到各种类型的从事“中间”剥削的“二地主”手中。王公领地实际上就是“柴明达尔地主”式的庄园。独立后土邦的这种封建土地占有制和“柴明达尔地主”一样,都是土地改革的对象。但国家为此每年付给王公们5650万卢比的补助金。 以上是印度土改前各类地主占有土地的基本形式。这些地主,不管是大地主,还是中、小地主,都是既不从事耕作,也不从事农业投资,甚至是远离土地而凭借出租土地收租的寄生者,是农业发展的严重障得。 独立后,印度政府在推行工业化的同时,进行了土地改革。到50年代末,政府宣布在全印度百分之四十的地区废除了“中间人地主”。由于法定赎金低于地租额和土地市价,地主受到一定损失。但真正从“中间人”手中接收的土地只有700万公顷,加上根据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征收的剩余土地,总共也不过927万公顷,不足1953—54年度大土地占有者土地的15%。而且其中多为“二地主”获得。 土改法不包含非耕种者无权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条款,“中间人”可以将出租的土地收回“自耕”,既保存了土地又改变了身份:“包税地主”成了“优等农民”。而地主的佃户要成为所租种土地的所有者必须依法支付赎金,绝大多数佃农一贫如洗,付得起赎金的是极少数;但由于土地转租形成的众多的“二地主”却可以获得法定的土地所有权。他们仍旧使无地农民沿袭传统租佃制为其耕种土地。这些新的“耕作者”毫无耕作能力而却有随心所欲地支配土地的绝对自由,转租并未因土改而消除,反而使分成制有所发展。随着人口过剩增大的压力,地主可以强迫无地农民接受苛刻的条件。农民不但摆脱不了束缚于土地的命运,而且逃脱不了农村高利贷者的魔爪。因为近年增多的有组织的公共贷款多为生产投资,绝大多数落入大农富户手中,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只能向地主、高利贷者借债。据全印农村债务调査,农村“职业放贷人”的贷款在整个农村借贷总额中的比重1951—52年度为69.2%,1961—62年度为49.2%,1975—76年度为43%,地主放债的比重从1951—52年度的3.3%上升到1961—62年度的15.5%。农村借贷中一半以上是私人放款。正如拉·纳·纳特拉姆卡在其《印度经济学》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在农村,地主、高利贷者的政治经济影响依然存在”,“虽然土改进行多年,土地所有制并未发生特殊变化”,“延续了一世纪之久的不平等的租佃关系至今犹存一事说明:土改无力解决土地分配问题。” 土改刺激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作用有限。旁遮普、哈里亚纳、北方邦西部以及南方沿海这些资本主义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与其说土改推动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不如说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加速了传统地主制度的瓦解。相反,在封建土地占有制居统治地位的比哈尔、奥里萨、中央邦、拉贾斯坦等邦,“中间人地主”依然存在,封建奴役关系仍居支配地位。而且不仅限于这些地区,在整个印度的那些不发达地区,封建土地关系由于生产力的十分落后和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极低而得以固守。地主阶级不但反对土地改革,而且阻挠新技术的推广,尽管他们面临着现代化趋势的严重挑战,但仍利用他们的高级种姓地位、传统宗教影响和广泛政治权力残酷地剥削农民,并向企图利用新技术改善自身地位的中、小自耕农以及新农场主展开进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维持向农民征收全部剩余产品的权利。在独立前的30—40年代,印度的平均地租按实物计算,相当于收成的49%至60%,甚至达到80%。而独立后,虽然各邦通过立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产量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但实际并未照此执行。在全国灌溉区和肥沃地区,地租有时高达收成的50%至60%,甚至比这还高,而且分成农和佃农由于缺少保护,时常被逐出土地。 三、资本主义农场主阶级 资本主义农场主阶级包括大农场主、中小农场主和富农,一般占有四公顷以上的土地。他们同地主阶级的区别在于不仅占有土地而且占有其他生产资料通过雇工进行生产,通过市场实现剩余价值。大农场主一般不参加体力劳动,而是以监督、指导、管理的形式进行经营。小农场主除管理土地雇工生产外,还参加部分体力劳动,但既不同于旧式富农,也不同于自耕农,他们是土地经营者,把农业视为营利的企业。他们不但靠市场出售大部农产品,而且从市场购买消费品和现代生产资料,他们的命运是同市场紧密相联的。 作为一个阶级,资本主义农场主是在土改以后随着“绿色革命”的发展而形成的;然而,农场主早在独立之前就已经产生。 殖民统治和封建剥削不但压抑工业发展,而且阻碍资本投入农业生产,结果是资本的最低级和最坏的形式——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农村极度盛行。富农把资本的大部分用来购买土地、经营商业或放高利贷,而不是用于集约化生产投入。富农一身而兼商人、高利贷者和土地出租者的情形在印度是很普遍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地主、富农和农场主发展是缓慢的,而且多集中在经济作物地区。他们虽然地位重要,但比重很小。 独立前,印度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比重多大,现有资料难以做出全面估计。很据1945—46年度统计协会在孟加拉进行的四万户典型调查,土地的75.2%由家庭劳动力耕种,21.7%由家庭劳动力和雇工耕种,5.1%完全靠雇工耕种。在古吉拉特,估计1941—42年度耕地的94.2%由家庭劳动耕种,5.8%长期雇工耕种。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5.1%或5.8%的雇工户就是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因为雇工者中包括中农、职员、小商人等。真正雇工经营的农场主为数很少。由于无地农民队伍的增长大大超过农业中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即使是农场主也无需付出购买机器的额外费用,而可以利用半封建一半农奴式的方式对农业工人进行超经济强制剥削。据1947年对北方邦401个资本主义地主农场的调查,只有40%使用机器。 独立后进行的土改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随后进行的“绿色革命”加速了农村两极分化,但两者的历史作用在于刺激了农村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纳特拉姆卡在他的《印度经济学》一书中写道:“一个‘新的有产阶级’正在农村形成,同农业工人、小农和其他佃农相比,他们处于极有利的地位。农业领域正在分成两支大军:一方是传统方式的剥削者,另一方是新方式的追求者。从而新的阶级歧视正在出现。”这个“新的有产阶级”就是农场主阶级。它的队伍由五部分组成: 第一是独立前就已经存在的用商品生产方式经营的富农及资本主义的地主农场。独立后他们的资本技术构成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充分利用了政府为发展农业提供的方便,增加了现代投入,从新技术中得到好处。 第二是在土改和“绿色革命”过程中由传统封建地主改变经营方式转变过来的“耕作者”。土改中,地主——特别是大地主——赶走佃农收回土地“自耕”,从而摘掉了“中间人地主”的帽子,取得了“耕作者”的身份。但并非所有的地主都改变了经营方式。许多地方,尤其在地主势力强大的地区,地主设法保留下的大量土地又以口头约定的方式租出去,“耕作者”照常收租,佃耕者却因此不但地租加重而且随时有被逐出土地的危机。地主的权利反而更大了。这种现象在比哈尔、奥里萨、西孟加拉、中央邦、拉贾斯坦更为普遍。地主阶级正在分化之中,各地都有一些地主在改变经营方式,利用现代投入通过雇工为市场生产以增加收入,从而向农场主演变。 第三是土改中取得合法土地所有权的“二地主”。这些新富农既是土地改革的受益者,也是政府投资的受益者,他们多变为中、小农场主。 第四是具有务农传统的中等农民和富农。他们亲自管理土地和雇工生产而不出租土地。他们的地位在土改和“绿色革命”中大大加强,在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旁遮普、哈里亚纳、北方邦等地,正在形成独立的政治势力。 第五是经营型佃中农。土改后土地出租仍然普遍存在,有些佃农改变了经营方式,大量租入土地,利用信贷扩大农业生产投资,雇用农业工人进行生产,依赖市场实现其产品价值。 他们租种土地而不是佃农,因为他们把农业作为企业经营,把土地作为生产的要素,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仅仅为了糊口。他们所付的地租已不再是剩余产品而是扣除经营利润后的剩余价值,即超额利润。他们属于资本主义农场主阶级。 尽管农场主脱胎自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种姓——既有高级种姓的地主,也有中等种姓的富农、高利贷者、中农以至佃农,其规模大小、历史渊源、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各不相同,但却具有阶级的同一性,那就是雇工剥削大于地租剥削和其他收入。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主在独立前早已存在,在独立运动中有所发展。独立后的土地改革反映了这些农场主们的愿望,加速了农场主阶级的形成,并随着农业商品化、生产社会化的扩大而发展。目前,这个阶级在总农户中尚不超过10%,而在现代化农业投资中却屈于优势地位。据《印度债务和投资调查》中有关投资的统计,1971年百分之十五的最富有的农户控制和经营的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70—30%,占有农具的68%,灌井的64%,其他灌溉设备的78%,改良农具总支出的82%和农业固定资本的67%。不能把百分之十五的最富裕农户都认为是农场主阶级,因为它包括传统地主在内,而传统地主的势力仍是强大的。但传统地主不经营土地;农场主不但经营自己的土地,而且租营别人的土地,甚至祖营小农的土地,因而他经营的土地比他占有的土地要多。可以认为农业投资,特别是农业设备投资,主要出自农场主阶级。60年代结束以前,农业方面的新技术应用仅限于小块地区,70年代以来有了一定发展,农场主在现代技术中的地位有所加强,但全印度发展很不平衡。旁遮普、哈里亚纳、北方邦西部地区以及南方各邦沿海地区,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技术推广较快,农业自身积累加速,生产方式变化较为明显,农场主势力较大;而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封建、半封建生产方式仍居统治地位,农场主多属中等农户,生产水平较低。就整个印度而论,农业仍以传统技术为主,人畜力结合使用。农场主阶级一方面要利用观代技术加速自身的发展,一方面要反对高级种姓、传统地主所享有的特权,为己的前进开辟道路;但同时,他又要利用种姓制度加紧对农业工人进行剥削。 四、中农、小农、边际农 中农主要以家庭劳动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为生。他们自有生产工具,但并不都占有全套工具;他们能够获得现代投入,但非常有限。虽然可以自给,但始终面临日用必需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带来的困难。与个体手工业者一样,他们同属身受市场经济之苦的农村小资产阶级。在印度,一般把拥有二至四公顷土地、以自耕为主的农户视为中农。他们占总农户的左右,拥有总耕地面积的大约20%。在土改和“绿色革命”过程中,中农的户数增加了,但在总户数中的比重下降了;占有土地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每户平均耕地面积减少了。 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以“牛车经济”为主的耕作方式将逐步为工业技术装备的耕作方式所代替,传统的谋生手段将让位于营利目的,这个中农阶级的命运正日益听命于市场的摆布。 这个阶级的下层虽为自耕农,但传统的生产工具并不完备,更无力获得足够的现代农具,抗御灾害的能力很弱,荒年、婚娶、疾病等使其不得不借债以至抵押土地。他们的目的是力图以自耕维持自给自足,但却不断受到降为小农、边际农的威胁。 它的中上层则力争增加对土地的现代投入,利用市场经营农处发家致富从而上升为富农。他们除依靠家庭劳动力外,还要雇用零工。家庭劳动的目的不再是为自身而是为市场生产,他们是经营型中农。在政治和经济上他们同农场主阶级非常接近,本质的不同在于家庭劳动力创造的收入大于雇工剥削。 小农,一般拥有一至二公顷土地;边际农的土地在一么顷以下。他们因土地太少而不得不再租种地主的土地或靠家庭成员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小农与边际农实际指印度的贫雇农。 独立前,土地集中在各类地主手中,而地主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小农和边际农是地主土地的主要承租者。因此,小农和边际农,或者说佃农是印度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随着农业的衰退,农业生产单位日益分散。 在印度,一般认为能充分保证最低生活费用和进行正常再生产的土地最小面积,干旱地区是四至八公顷,灌溉地区是二公顷。持有的土地高于这个最小面积的称之为“有利润的农户”,低于最小面积的称之为“无利润农户”。小农和边际农都是“无利润农户”。不但他们自有的土地不超过二公顷,而且租入的土地面积也小于二公顷。 由于中部和西北部属于干旱地区,在那里“有利润的农户”的最小面积是四公顷以上,因此那里“无利润的农户”地产的比重同其他邦大致是相同的。就是说,独立初期全印度的土地所有者中有将近四分之三都是“无利润”的地产占有者,占有各邦耕地总面积的20—40%。可见绝大多数农民都属于“无利润”地产的贫雇农阶级。这种状况在土改和“绿色革命”中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发展了。据1970—71年度农业调查,全国约有7000万块地产,其中4900万块地产,即70%在五英亩以下。全印度土地的平均经营规模l970—71年度为2.3公顷,1976—77年度降为2.0公顷。就是说农民占有的土地为数很少而又分散间错,由无数地块拼凑而成。由于土地使用形式多为“无利润”的地产,加之技术落后,小农和边际农都属于不能充分保证最低生活需要和进行正常再生产的农户,是农民中的贫困和赤贫阶层。他们或者租种地主土地而成为贫苦佃农,或者靠出卖劳动力而成为雇农。雇农的地位与农业工人相近,所不同的是占有一定量的土地。而在印度,有无土地是身份高低的象征,因此其社会地位略高于农业工人。 印度的农民问题,主要是解决小农和边际农的土地问题。为此,印度的土改法中写入了确定地租额、保障租佃权和使土地耕种者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条款。但土改只不过把“中间人”转变为“务农者”——“优等农民”,而并没有使小农和边际农的困苦境况得到改善。土改进行了二十多年,二公顷以下的小农和边际农由1953年的67%上升为1976年的72.6%,更重要的是边际农的户数1976年比1970年增加了7.2%,而他们每户平均占有的土地却下降了2.5%,每户平均耕地只有0.39公顷。布·金。乔希在其《印度农村出现一个新的阶级》一文中写道:“同旧的地主祖佃制相比,新制度更加暴虐。明显的标志是:乡村贫民在新的‘自耕’制度下还不如在旧租佃制时期容易获得土地。请不要忘记:‘自耕’制的出现是地主打着收回土地‘自耕’的名义赶走自己佃农的暴虐行为的结果。在一些地区,租佃制依然存在,不过每个季节都要更换佃农或佃户。为了逃避租佃法,这种制度已转入地下。”其实,租佃法在大多数邦并未切实贯彻,这种租佃制无须转入地下。《远东经济评论》杂志1976年5月3日发表的劳伦斯·李夫舒尔茨的《印度农村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一文说:“在农村许多地区,封建制度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政令反而促使地主大肆夺佃,把大批农民逐出土地以及对根据法律要求取得土地所有权的佃农进行迫害甚至虐杀。随着土改的进行,对农民施加暴行的事件与日俱增。从这种意义上说,印度土改起着英国“圈地运动”的某种作用。 持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增加,如果说是土改的结果,主要是地主逃避持有土地最高限额法造成的;至于农民,主要的不是由于无地农民分得了土地,而是由于农民的贫困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随着“绿色革命”的发展,出现了土地集中的趋向。有些小农、边际农,由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无力经营,而把土地出租给农场主耕种。“绿色革命”刺激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创造了广大农民赤贫化的条件。 五、农业工人 农业工人,在印度并无严格定义。印度1950—51年度第一次农业劳动力调査委员会认为,一年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靠工资报酬从事季节性生产者即是农业工人;1956—57年第二次农业劳动力调査委员会认为,田间雇工和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工资劳动者,都是农业工人;国家劳动委员会认为,那些除劳动外别无营生之路,一年内半年以上时间无组织地在农业部门干活领取工资养家餬口者,即谓之农业工人。可见农业工人是指没有土地,或占有很少土地、生活来源的一半以上依靠工资收入的人。 农业工人和佃农都是无地农民,但两者地位不同。佃农一般享有世袭租佃权;农业工人受雇在田间干活,大多数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是农村最贫困、地位最低下的阶级。在印度,佃农同地主、农场主、自耕农同为“耕作者”;而农业工人是“农业劳动者”(Agricultural Labourers)。农业工人主要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即“不可接触者”和“土着居民”。由于农业工人的定义不同,历次调查的数字差异很大。根据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字,印度农业工人1951年2350万,1961年3150万,1971年4750万,1981年5550万。三十年增加1.36倍,平均每年递增3%。 印度农业工人产生于19世纪末叶,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摧毁印度自然经济的结果,是殖民统治下农村破产的产物,它既具有基本的资本主义特征,又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 农业工人的第一个主要来源是丧失土地的农民。农民由于负债而破产。但资本主义农业的不发达使他们不是因失去土地直接变为农业工人,而是取得其土地的地主或高利贷者再用分成制把他们束缚于土地,使之变成无固定租佃权的佃农。他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取得土地的主人可以自由地把他们逐出土地。无固定租佃权的佃农是印度农业工人队伍形成的主要来源。 农业工人的第二大来源是破产的手工业者。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是印度村社的基础。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面貌,也影响了印度的命运,轮船、铁路把英国的机制品运销到印度遥远的乡村,使印度的手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破产的手工业者不能在工业中找到就业之门,只得回到土地上去,沧为佃农或雇工。 “贱民”和“土着居民”是农业工人的第三大来源。据1951年人口普查,农业工人中的39.3%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亦即“贱民”,在自然经济的村社中处于奴隶地位。殖民主义者摧毁了村社并没有使他们获得解放,而是为使其受新的经济奴役铺平道路——成为特殊雇佣形式的农业工人。“土着居民”在沦为债役制工人时就进入“贱民”行列,被固着于自己的田庄和职业,很少有自由转移的权利。 印度农业工人是在“非无产阶级贫困化”形式下产生的。不管他们是受雇于地主、富农还是种植园主,他们绝大多数不是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受着各种封建性朿缚,包括超经济的人身强制,处于半奴隶一半农奴的地位。由于他们完全丧失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成为一个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新的农村阶级。 印度农业工人就其“无产化”和“自由”程度而论,大体可分四个类型。 1.贫农雇工。农业工人中绝大多数是无地农民,但也有小土地所有者、小佃农、无固定租佃权的佃农、分成农等。贫农雇工都是破产的农民,独立前就大量存在;独立后,在土改中,由于地主夺佃,大批佃农被逐出土地,贫农雇工人数日益增加。他们或者自有很少土地,或者佃入少量土地,就是说,尚未完全同生产资料脱离,但土地太少,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不得不出卖劳动力铮取工资。他们同边际农地位相近,不同的是整个收入中工资收入超过土地的收入。苏·捷·巴德尔在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农业工人》一书中写道:“在第一个阶段,作为一个小农或占用佃农,他不过是一个‘部分的’工人;在第二个阶段,作为一个任意佃农或对半分徂佃农,除了还是一个‘部分的’工人,他已成为一个和无地的劳工没有什么区别的人;在最后一个阶段,他成为一个无地的劳工。”这就是印度农民命运的归宿。 2.短期工人。大多数农业工人都没有固定的工作。无论是破产的手工业者还是无地农民,已同生产资料完全分离,除从事农业劳动别无其他职业,但农业落后,人口过剩,不能提供完全就业,从而陷入失业、半失业之中,靠打短工度日,工资随市场行情波动,本人可自由转换雇主。据农业劳动力调查材料统计,1956—57年男短工每年只有197天受雇,另外40天为自己干活,其余128天失业;女工失业时间更长。后来的“绿色革命”提高了对雇工的需求,但仅限于少数地区和几种作物;随着农村人口的膨胀,就业机会并没增加多少,多数人只有在收获或播种季节才能找到雇主,而且劳动时间长、条件差。 由于农村失业众多而各地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随着农业商品化发展,出现了季节工的大量流动。这种现象独立前也有,60年代以来随着“绿色革命”的进展,季节工流动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在西北部农业商品化较高的地区尤为突出。流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农业,而是寻找较高的工资。因此这种流动进一步扩大了农业工人的队伍——使一些小农或边际农把自己的土地租出去而自己到商品化高的地区出卖劳力,因为在较发达地区挣工资比在不发达地区种小块“无利润”的土地更合算。 3.长期工人。全年或一定时期内根据契约给一个雇主干活的工人,谓之长工,在农业工人中为数较少。他们同贫雇工不同,因为没有土地;他们同短工不同,因为完全就农业;他们也不同于债役工人,因为他们可以“自由”离开雇主;但他们所受剥削很重,工资和政治地位都无法律保证。 独立前,长期工主要是种植园工人,实际上是农业苦力。独立后,农场主雇用的长期工日益增多,但工资并没有多大改善。在商品较为发达的农业地区,虽然农场主一般不用分成制代替工资而用现金支付,但条件十分苛刻,不但要用契约把关系固定下来,而且要找具保人,很难说长工是完全的“自由人”。 4.债役工人。债役工人,其实就是债奴。独立前,英国的印度皇家劳工调查团指出:“工人向地主借钱,订约为地主做工、直至还清债务为止。事实上债款不但还不清,反而不断增加,而借钱的人、有时是全家的人,都得终生受人奴役。”这种债务奴役是一种超经济的人身强制。债务人同权人不是一般借贷关系,在法律上没有平等契约关系,债权人不但对债务人的人身有支配权,而且对其继承债务的子孙的人身也有支配权,使债务人世代沦为奴隶。独立前债役工人有多少,没有准确统计,据巴德尔估计,1931年约占长期工人的三分之一,占农业工人的十分之一弱,人数约三百万,主要是“贱民”和“土着居民”。这些人失去种姓受宗教歧视,处于社会最底层,得不到法律保护,经济上贫困,靠借钱求生,于是债务成为终身伴侣。债奴同农奴,或奴隶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正如农奴,或奴隶是自给自足的村社的产物一样,债奴是商品经济不发达、就业机会不充分、借贷关系不发展、经济不开发的产物。 独立后,债奴仍旧广泛存在。1971—72年度全国第27次抽样调查报告说,全印度约有债奴五十万,实际上要远远超过此数。原四在于独立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印度政府于1975年宣布在全国废除债奴制,许多邦先后制订了废除债奴的立法。据十二个邦统计,至1985年2月,被验明身份的债奴177062人,其中134802人得到解脱。同根据土地最高限额法规定得不到剩余土地一样,根据废除债奴法也找不到债奴。并不是债奴不存在,而是法律本身有漏洞。1977年10月25日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贱民”开始为权利而战斗》一文说,印度有七百万“贱民”是债奴。如果仍按巴德尔估计的债奴约占农业工人的10%弱推算,也不少于五百万。这种反差说明了一种倾向,那就是1376年在德里召开的债奴问题讨论会所说的,“政府的趋势是想法去否认这个制度的存在。” 印度农业工人分属不同种性,不但受着封建宗教的束缚,而且影响自身的团结;农业工人又分别受雇于地主、种植园或农场主,他们所受剥削的性质因雇主的阶级属性可异;但他们都是已经失去一切生产手段而只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他们以极其低微的工资维持着悲惨的生活,他们是农村的无产者。 独立后,农业工人的比重迅速增加,而“耕作者”的比重却下降。根据人口普查的统计,农业工人在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61年的16.7%上升到1981年的24.9%,同期,“耕作者”在劳动人口中的比重从52.8%降为37.8%,二十年间,农业工人净增二千四百万。农业工人的增多固然同人口迅速增加、工业就业机会不足有关,但重要的因素是土地改革。在土改进行的50年代和60年代,农业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速度。1951—1961年总人口增长21.5%,农业工人增长34%;1961—1971年,总人口增长24.8%,农业工人增长50.8%,1971—1981年,总人口増长24.75%,农业工人增长56.8%。随着人口的増加,就业机会日益减少。

第二章 大资产阶级

一、大资产阶级的产生、形成与独立前的初步发展 印度资产阶级是伴随印度资本主义而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认为,印度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后半期。这时,印度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先后在一些地方成熟,为资产阶级的产生奠定了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首先,一部分印度商人积聚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具备了投资工业的货币资本。英囯统治者为了进行殖民掠夺和剥削,在打击排挤印度商人的同时,又不得不利用、扶植一批当地商人,这就形成了一个商业买办阶层。最富有的买办商人是盂买管区的帕西商人和古吉拉特商人,他们长期与英国商人做生意,许多人充当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贸易的中间商,他们一直享有比其他地区的商人优惠得多的经商条件,40年代,英印政府赐予孟买商人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垄断权。60年代,由于美国内战造成的美棉出口中断,迫使英国从盂买进口大量棉花。孟买和古吉拉特商人通过转口贸易和“棉花繁荣”很快地积聚了巨额财富,成为最早投资兴办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商人。在其他地区,也形成了一批买办商人,如孟加拉的马尔瓦利商人和孟加拉商人,他们也积累了相当的货币资本。 其次,19世纪50年代前后,英国资本大量输入印度。为了从印度搜取更多的廉价原料,英国资本在印度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原料加工工业,建立了数以千计的碾米厂、面粉厂、轧棉厂、棉花包装厂以及一些煤矿、锰矿和云母矿。在加尔各答开设了大批麻纺织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了印度。间时,英印政府还在印度大规模地铺设铁路和兴修水利,1848年开始铺轨,到1861年铁路线长达1588英里,到1900年时又增至24700英里,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为英国资本在印度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最大的方便。灌溉工程从19世纪前期陆续兴建,到20世纪初,全印度的灌溉面积达到了四千四百万英亩,灌溉条件的改善,促进了一批单一作物区的形成。如西部的棉花种植区、东部的黄麻种植区以及西北部的小麦种植区等。英国向印度大量的资本输出,达到了他们更大规模地在印度推销工业品和掠夺原料的目的,从19世年代中到80年代中,向印度倾销的工业品和从印度掠夺的原料分别都增长了三倍。这种剥削活动刺激了印度国内的商业活动的发展,印度的商业资本再度膨胀,商品货币关系重新活跃。 最后,英国统治者在印度还逐步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整理,在法律上确立并巩固了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抵押。因贫困丧失土地的农民变成自由的劳动者,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自由的廉价的劳动力。 具备了上述这些主客观条件,印度的一些买办商人仿效西方企业家先后办起了现代工厂,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生产,成为印度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 第一个开设棉纺厂的是盂买的帕西商人考瓦斯吉·奈那巴依·达瓦尔,他出身于大商人家庭,自己当过英国商行的掮客。他先从事棉花买卖,后购置英国的机器,聘用了英国兰开夏的工程师,于1851年创办第一家印度人的棉纺厂,1857年又开设第二家。 1860年,孟买又出现七家棉纺织厂。其中最大的一家是东方织布厂。该厂由一个合股公司经营,公司的经理、最大的股东同时又是三家英国纺织品出口商行的掮客,公司的常务董事由孟买最大的商业巨头和两个英国资本家组成。董事会成员都是与英国商行关系密切的买办商人。工厂的规模达到纱锭55万枚、织机1000台。机器设备来自英国。另外六家棉纺织厂的厂主分别是孟买最大的制造商、孟买管区银行唯一的印度人董事、18世纪末孟买最大造船主的后代以及三个英国商行的掮客。 在以后的四、五十年里,印度商人和英国资本家都在孟买不断地开设棉纺织厂,印度资本占比势,发展到1915年,孟买的棉纺织业商行共四十家,印度人控制三十二家,英国人控制八家;棉纺织厂共八十三家,印度人控制五十四家,英国人控制二十九家。孟买的纺织业的实收资本共76,598,000卢比,约占全印度纺织业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纱锭299,1400枚,约占全印度纱锭总数的一半,织机51900台,占全印度织机总数的一半以上,雇佣工人十一万二千名,占全印度纺织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二以上。 最早成为印度工业资本家的孟买买办商人兴办的现代工厂集中于纺织工业,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有过发展重工业的尝试,但都在英殖民政府的压制下失败了,唯独塔塔家族是个例外,他们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建立了几家纺织厂,此后顶住了英殖民政府的压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本世纪头十几年里,一连建立了钢铁、水泥、电力等重工业企业。 继孟买之后是古吉拉特,古吉拉特的本地工业资本家主耍是由钱币商转变而成的,他们同英国殖民当局或土邦王公关系密切,有些人本身就是殖民机关或土邦的官吏。 到20世纪前后,古吉拉特商人已在艾哈迈达巴德建立了数十家纺织厂,1914年,共有纱锭七十万枚、织机二万台。其棉纱和棉布的产量在全印度机织品总产量中分别占10%和20%,成为仅次于盂买的棉纺织工业中心。 以上是在殖民地条件下印度资产阶级产生的过程,从中可以知道:由于殖民地印度的资本主义已不是封建社会正常发展的结果,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移植”的产物,因此新生的印度资产阶级是畸形的,主要表现为:1.他们主要是一批依附于英国资本的买办商人,其中有的还在殖民当局任过职。2.这些买办商人许多与封建王公关系密切,在他们设厂过程中受到封建王公的资助,其中有的商人又任封建王公的官吏。3.他们兴办的现代工业只能在殖民当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集中于纺织工业。4.他们从事现代工业生产中,机器设备和技术不可避免地要依靠英国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5.只有少数最富有的买办商才能兴办工业,因此其规模一般都较大,发展也快,甚至具有某些垄断色彩。 本世纪开始,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又给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的机会。战时及战后,他们不仅扩大了原有的工业生产规模,而且投资到如水泥、制糖、采煤、造纸等工业领域。据国际联盟统计,从1913年到1938年期间,世界工业生产增长82.7%,而印度的工业生产增长了139.7%,在被统计的二十八个国家中,增长率比印度高的只有五个国家。1937~1938年度,印度的钢产量达到89.9万吨、煤产量达到2820万吨、工厂织布达到4.269亿码。印度工业的这种发展速度和水平,在当时的殖民地和附庸国中是少见的。 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工业资产阶级发展了,他们创办了许多公司企业。从1918~1919年度到1938~1939年度,在印度注册的“卢比公司”家数从2713家增至10070家,实收资本总额从10.6亿卢比增至27.542亿卢比。在这些“卢比公司”中,印度资本控制的份额已占全部“卢比公司”实收资本总额的55%左右,英国资本则占45%左右。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部分“卢比公司”为英国资本控制的。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印度工业资产阶级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经营多种工业、具有一定垄断性的大资产阶级了。自那时起直至今日,始终是印度两个最大的资本财团的塔塔和比尔拉,是代表这个演变过程的突出例子。 塔塔家族自19世纪60年代末建立纺织厂起到加世纪的头几年,已经在纺织、钢铁、水泥、水力发电、采煤、旅馆等领域里建立了公司企业。第一次大战期间,由于塔塔是英属印度洋地区的唯一大钢铁企业,英国在近东战场所需要的铁轨和钢材主要靠它供应。1912年至1916年的五年里,塔塔钢铁公司获得的净利润共计2350.9万卢比,已超过其股份资本额,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赚取的利润更多,年利润高达一千万卢比。靠战争发了横财的塔塔家族于1916年、1919年相继建立两家发电公司,它们连同原有的一家一起垄断着印度中、西部的部分铁路干线、孟买地区的工厂生产以及居民照明的用电。1917年成立油脂公司。战后,在英印政府钢铁法保护下,实行了三次设备更新计划,到30年代,它的钢铁产量达到60至70万吨,占国内市场供应量的60~70%。到第二次大战前,塔塔家族还建立了水泥、金属、化学制品等公司。并在1917年创办的塔塔工业银行的基础上于1937年又建一家保险公司和一家投资公司。塔塔除自己创办公司企业外,还仿效英国人在印度采用的经理行制,从而控制更多的企业,它的经理行塔塔父子公司控制有二十二家公司。至此,塔塔家族已经发展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大资本财团了。 比尔拉家族是第一次大战后才投资于工业的。首先,他抓住战争时机扩大出口贸易业务,在四年的战争中,它的财产由200万卢比增加到800万卢比。战争结束它便转向工业投资,1918年买进一家刚建成的棉纺厂,1919年建立经理行比尔拉兄弟公司,在加尔各答建立第一家印度人的黄麻厂。以后又投资棉纺织业,建有两家棉纺公司,1928年建立一家轮船公司、次年买进印度斯坦时报公司。30年代,它相继建立了五家制糖厂、一家纺织厂以及一家造纸公司和一家工具公司,到1939年时,比尔拉家族控制的企业达四十四家,在二十年时间里,比尔拉由大商人变成为仅次于塔塔的印度第二大资本财团。 除了塔塔和比尔拉外,还有辛哈尼亚、达尔米亚、瓦尔昌德和塔帕尔等几家财团也横跨多种行业,只是规模没有塔塔和比尔拉大。1939年,已有44家印度经理行进入大资产阶级行列,它们共控制了239家公司,其中,棉、麻和其他纺织厂31家,煤矿19座,制糖和食品业18家,发电厂16家,钢铁和机械厂15家,茶叶种植园13家,化学品和化肥厂10家,投资信贷和保险公司17家,银行2家。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帝国主义更加紧了对印度的掠夺,人民生活进一步恶化。但战争对印度大资产阶级来说却又是发展壮大的时机。当时印度成为英国和同盟国在东方战场的军需物资和工业品的供应中心,而且战争使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和工业品难以进入印度。这样英统治者不仅放宽了对印度资本的限制,而且还采取了保护他们发展工业的措施。印度大资产阶级在战争期间,扩大已有的生产能力,积聚巨额资本,从而又新建一批企业。如塔塔财团在向英印政府供应装甲钢板等军用钢材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能力,它从出售钢材的生意中牟取的纯利润从1937~1938年度的4110万卢比增至1944~1945年度的8610万卢比,利用这些资金又新建了许多企业,如钢管公司、机械和机车公司、出口公司、服务公司、航空公司等,并再设一家经理行塔塔工业公司。比尔拉财团利用这个时机,继续发展它的棉、麻纺织业,同时进入了机械工业生产领域,这个时期里,它建立了自行车公司、汽车公司、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等,战后还从事化学工业生产。据一项研究说,从1937至1947年,印度资本增长了四倍,比尔拉占了这个增长额的五分之二。 其他的印度资本家也开设许多工厂企业。1945年,新建公司一千家,1946年增加为三千家,1947年再增加为四千家。从1944年至1947年,印度全部股份公司的实收资本总额从35.37亿卢比增至47.94亿卢比。其中,大资本财团建立的公司占很大一部分。同时,大战临近结束,印度即将独立,英国资本急于撤出印度,印度大资产阶级乘机还购买了一批英国资本控制的企业。 二、独立后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 印度获得独立、国大党掌握政权,为大资产阶级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大资本财团经济势力得到了迅速增长。 独立以来,大资本财团的资产增长很快。1951年到:1958年,印度最大的四个垄断财团所控制的股本从10.586亿卢比增至17.086亿卢比。据1965年垄断调查委员会的调查,1964年印度七十五家资本集团的总资产达260.5亿卢比,至1980年底,受垄断和限制性贸易行为法管束的大资本财团共有九十二家,其资产值总共为1260.2亿卢比,比1964年七十五家财团的总产值增加了3.48倍。此外还有三十四家受垄断法管束的独立巨型公司。最大二十这财团资产的增长更为突出,1963~1964年度它们的资产总共132.6亿卢比,到1972~1973年度增至351.6亿卢比,列1982年增至1128.5亿卢比。 印度大资产阶级经济势力的增长表现在它们在印度工业的资本和生产中的集中和垄断。 独立后印度政府发展工业的方针是由公营部门负责发展重工业、基础工业,消费品工业和中间产品工业则靠私营部门去发展,这么多年来,私人资本除继续发展了传统上拥有支配地位的轻纺工业外还普遍地进入并大规模地发展了除重工业、基础工业以外的各种工业,如机械、机床、化工、铁金属和非铁金属、塑料、橡胶等等也部基本上由私人资本负责生产经营。在商业领域里,外贸由政府控制,而国内的批发业和零售业则由私营部门经营。因此,总的来说,私人资本拉制着消费品工业、中间产品工业的生产和国内的商业。 那么,大资产阶级在私人资本中又占据什么地位呢?首先看一下私人资本如何高度地集中在大资产阶级手中的。这里提供两组较早的数字。 1964年印度有25661家私营公司,资产总值555.15亿卢比,实收资本总额为146.54亿卢比。其中,七十五家财团所控制的1536家公司的资产共为260.595亿卢比,占全部25661家公司资产总值的94%,实收资本64.632亿卢比,占44.1%。 1973~1974年度,实收资本在250万卢比以上的公司共有1650家,它们的实收资本总额171.1亿卢比,产值966.5亿卢比。其中,实收资本1000万卢比以上的大公司有369家,只占公司总家数的22%,但它们的实收资本之和为127.9亿卢比,占1650家公司实收总额的产值631.2亿卢比,占65%。 这两组数字表明,在私人资本中,资本和产值都高度集中在大资本财团手里。 资本的高度集中必然是生产的集中和垄断。1965年垄断调查委员会调查了这方面的情况。它首先规定;如三家大制造商所生产的某项产品占有该产品市场量的份额达75%或75%以上,称为高度集中;如果其份额在60%至75%之间,称为中等集中;如果其份额在50%至60%之间,称为低度集中;低于50%者则可以不认为是集中。按此标准,它调查100种与日常生活直接有关的产品,得出结果是:65种属于高度集中,10种属于中等集中,8种属于低度集中,17种属于不集中。高度集中的有幼儿奶制品、煤油、石油、炉子、日光灯、干电池、缝纫机、家用电冰箱、打字机、钟表、肥皂、皮鞋、橡胶鞋和帆布鞋、爽身粉、剃刀、香烟、药品、小汽车、商用卡车、吉普车、摩托车、轮胎、活塞、电花插头、蓄电池、电镀极、屋顶材料板以及建筑用板等。属于中等集中的有饼干、电扇、电灯、收音机、自行车和自行车链条及飞轮、水泥等。属于低度集中的有毛织品、毛线、防风灯书写和印刷纸张、铅笔、石制器、导管等。 垄断调查委员会还发现,最大的七十家垄断财团在工业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所调查的1298种产品中,它们垄断了588种,占45.1%。涧如在产品垄断中占首位的塔塔独家生产的产品有19种、高度集中的产品有8种、中等垄断的产品有7种。第二位是比尔拉,它独家生产的、高度集中的、中等集中的产品数分别为13种、8种和5种。名列第四的是萨拉巴依,共垄断11种,,以下还有拉尔巴依和塔帕尔,各垄断8种,……等等。资本和生产高度地集中在大资本财团手中,表明了在由私人资本拥有的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经营和销售领域里,大资产阶级居于支配地位。 自1965年这次调査以来,大资本财团的资产、生产范围、生产能力一直在增长和发展,但是,公营部门也在进入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领域,小型工业也在发展,大资本的生产集中和垄断程度的趋势如何,1965年以后还没有这方面的调查材料,目前尚难断言,估计不会加剧。80年代以后政府在经济政策调整中对私人资本尤其是大资本的生产领域、生产能力、资本限额等多方面的放宽,大资本在政府的鼓励下正在进入高投资、高技术的尖端工业和国家的某些核心工业部门,这意味着大资本在印度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有所变化。 最后,印度大资本财团随着其资本的膨胀和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高,逐渐具备了资本输出的能力。1969年垄断法的颁布使他们向外发展的愿望更加迫不及待。国际市场上商品竞争激烈,一些国家实行保护主义,大资本财团认为到海外建立合营企业,通过它带动资本设备等商品出口和技术管理知识出口,是最稳妥最有利可图的出口形式。在政府的支持鼓励下,从70年代起大资本财团开始了以建立海外合营企业为主要形式的资本输出。 三、大资产阶级在印度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 和它在经济上的垄断性与地位相一致印度大资产阶级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 印度资产阶级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使印度赢得了独立,独立后一直掌握政权。作为印度资产阶级政党的国大党,集中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因此,印度大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国大党和大财团的彼此的关系则可以大体了然。 1885年国大党成立,在政治上它最初只要求扩大印度人在英国统治机构中的代表权,1906年提出印度自治,到1937年提出争取印度完全独立。在经济上,它提出保护印度工商业、降低税收、缩减英印政府的军事和民政开支以及固定田赋等。国大党对发展民族工业尤为重视,每年都召开工业会议,商讨发展工业问题。 1905年国大党领导发起了司瓦德希运动,为印度资本家发展工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塔塔家族就是利用这个时机,三个月内顺利地在国内发行了价值163万英镑的股票,而后又由一个叫瓜利奥的王公认购了400万英镑债券,才得以建立起它的塔塔钢铁公司。 30年代切期的抵制洋布运动,国大党与大资产阶级互相配合,取得了显着成果,在抵制洋布运动高涨期间,印度的棉布进口1929—1930年度为18.97亿码,下一年度降至8.73亿码,再下一年度又降为7.6亿码。正是经过这场运动,印度大资产阶级拥有的棉纺织业才站稳了脚跟,控制了极大部分的国内市场,从而加强了整个特别是大印度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力量。 1935年,英殖民统治者迫于民族独立运动压力,允许国大党在七个省组织国大党政府,1938年10月举行七省工业部长会议,会议的决议说,“贫困、失业、国家防卫、经济建设,所有这些问题没有工业化就不能解决……并提出应立即建立机床、电器设备、配件、重化工业制品、化肥、发电设备等大型工业”。这些设想反映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后因第二次大战爆发未能实施。 大资产阶级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得力于国大党,自然也积极地支持国大党。首先是经费上大力资助国大党。一名英国记者费晓问甘地:国大党经费中印度富翁提供的部分占多大比重?甘地回答:“实际上是全部”。费晓还指出,“甘地所办的学院、甘地为贱民和农民服务的一些组织以及为推广一种民族语言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经费,都是来自百万富翁纺织此制造商比尔拉的”。另一名国大党元老S·K·帕蒂尔说:“国大党在五十年争取自由斗争中。花去了一亿卢比经费,其中90%是工业家的捐赠”。 除了经费上资助,大资产阶级还为国大党出谋划策,比尔拉被称为甘地的“非官方大使”,1930年随甘地去伦敦出席第二次圆桌会议。1944年比尔拉、塔塔等八名大资本家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孟买计划,准备作为印度独立后实施,独立后的印度五年计划就是在孟买计划的基础上制定的。 当然,独立前大资产阶级与国大党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嫌隙,尼赫鲁由于受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发表过一些激进的言论,如1936年他任国大党主席时曾说,“解决世界和印度问题的唯一钥匙是社会主义……,除了社会主义,我找不到结束印度人民贫困、大量失业、堕落和被统治的任何方式。”这些言论引起了大资产阶级的不满,孟买二十一名大商人发表了《反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重要声明》,后在G·D·比尔拉的斡旋下得以平息。大资产阶级不希望民族独立运动超出他们的阶级利益范围,按比尔拉的策略,尼赫鲁不是不可改变的,要对他施加影响,同时要加强国大党右翼领导人的地位。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和国大党在反英斗争中的几次妥协,反映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独立后,大资产阶级通过国大党成为执政阶级。国大党政府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它的政治、经济政策主要也是反映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大资产阶级或垄断财团则成为印度政府的阶级基础和经济支柱。财团需要政府的扶植,政府需要财团的支持,二者利益根本一致,关系极为密切。印度垄断财团正是在印度政府的大力扶植下才获得了上述惊人的发展。 但是,大资产阶级与政府间并非完全一致,也存在矛盾,这是因为:第一,印度不仅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它在扶持垄断财团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为此,不能不对垄断财团采取一些限制措施。第二,印度政府建国后竭力推行计划经济,建立强大的公营经济体制,实行一套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为此,印度政府对垄断财团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60年代末公布了限制生产垄断和集中的垄断法。这些措施不能不受到大资产阶级的反对。这样就构成了政府与财团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矛盾和斗争。但是,就总体上来说,政府的经济政策是有利于财团发展的,即使是限制性的政策,也给财团留下活动余地,在具体执行时倍加照顾。印度政府大力发展国营经济表面看是对私营特别是垄断财团经济的一种控制和打击,实际上,却是为促进垄断财团经济的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因为公营部门为财团企业提供廉价的原料、燃料、机器和装备,为其提供交通、运输、水利、电力的方便,还向它们订货,提供资金和技术等等。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罗易所说:“公营部门提供最基本的基础结构”,而“私营部门,主要是垄断资本却在这个基础结构上建筑起自己富丽堂皇的大厦”。实践证明,公营经济促进了财团经济的发展。 但是,印度大财团一般并不直接参政,这是因为,大资产阶级大多出身于商人种姓,历史上商人种姓属于较低等的种姓,在至今种姓制度仍然十分森严的印度社会里,大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他们在从事工商业活动中的不法行径,也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因此工商界参政不多,进入政界成为头面人物的更少。 大资产阶级与政府的关系、在印度政治中的作用则主要表现为通过对政党主要是国大党的资助,与党、政领导人建立个人关系以及参加政府的一些咨询机构和公营企业的工作来影响政府的决策。 大财团对政党的资助主要用于竞选活动。据计算,1962年大选共花了8000万卢比,1967年大选共花了1.5亿卢比。1977年大选时,国大党从企业界得到11.3亿卢比的捐款。1980年人民院选举至少花了16.89亿卢比。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企业家的捐赠,当然大资本家又在其中占主耍份额,如:1966年北方邦选举,比尔拉财因为支持英·甘地在该邦的竞选,捐赠1000万卢比。1967年大选,比尔拉捐赠国大党160万卢比。大资本财团主要向执政的国大党捐赠,但有些大财团为维护切身利益,有时也向反对党捐赠,以支持它们与国大党竞选。例如以塔塔为首的主张自由竞争、自由企业、反对国有化反对国家经济计划的这部分大资产阶级,在60年代中期当国大党表示要实现银行国有化、限制生产垄断和财富集中时,就利用1967年大选时机对代表他们主自由党慷慨解囊,塔塔资助80万卢比,在塔塔带动下私营企业对自由党的扔赠从上一次大选的181.3万卢比增加到245.3万卢比。从而使自由党在人民院中赢得的席位激增至四十四席。 大资本财团对政党的资助还包括了对议员的个别资助,这种资助实际上是收买。如1962年比尔拉财团资助了四十八名议员当选。 靠大资本财团捐赠竞选获胜的政党以及由大资本财团资助当选的议员执政后,在组织内阁班子、任命有关机构的官员、制定经济政策等事宜中,势必反映大资产阶级的意图,成为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言人。资助最多的比尔拉对政府施加的影响也最大。一些国大党议员指出比尔拉的影响已渗透到国大党的肌体,从基层到最高层。比哈尔邦是比尔拉一些重要公司企业的所在地,由于它在该邦的权势,人们称比哈尔邦为“比尔拉邦”。1974年北方邦首席部长被迫下台,原因之一据说是该邦首席部长未执行英·甘地总理关于要让K·K·比尔拉竞选联邦议员的指示,为此,R·纳拉因指责说,“现在的比尔拉就是英迪拉了。”当然,比尔拉财团在政治中这种作用并不是大财团的普遍现象。 大资本财团建立与政党尤其是执政的国大党领导人的密切个人关系,是他们对政局施加影响的又一途径。一些老牌大财团如塔塔、比尔拉独立前就与国大党的主要领导人甘地、尼赫鲁有密切的交情。独立后,除了塔塔和比尔拉外,还有哈尼亚、达尔米亚等财团的头目都与尼赫鲁父女有密切的关系,基洛斯卡财团与德赛是亲戚,人民党的一些首脑同巴贾吉又有关系,等等。一些财团还进而在政党首脑的子女身上花功夫,以加深这种关系。如比尔拉财团向前总理英·甘地的次子桑贾伊创办的马鲁蒂汽车公司投资500万卢比,契蒂亚财团成员M·A·契坦姆勃拉姆任该公司的董事长;S·K·帕蒂尔任部长时其儿子受雇于由达尔米亚财团控制的《印度时报》,其女婿又受雇于比尔拉财团,德赛的儿子是基洛斯卡的女婿,曾受雇于塔塔财团的航空公司,他经营的孟买贸易公司,又是比尔拉财团两个公司的代理行,等等。 大财团还用两种方式与政府官员建立私人关系。一些则团的原高级职员或与财团有关系的人到政府机构担任要职,这时财团继续维持并加强与他们的联系;政府机构中一些原高级官员在退休或离任后,大财团招聘他们去财团担任高职,由这些人与政府建立关系。通过这两种方式,大资产阶级编织了一个与政府沟通的关系网。由财团招聘的退休文官述立的班子被称作大财团的“工业大使馆”,它为大财团收集政府部门的情报,与政府一些部疏通关系联络工作。 大资产阶级还是政府设立的一些重要的咨询机构的成员。如中央工业咨询委员会、贸易咨询委员会、关税和国产税咨询委员会、直接税咨询委员会以及资本发行咨询委员会内,都有塔塔、比尔拉、马法特拉尔等财团的人。这些咨询委员会本来就是政府为了联系财团共同商定政策而设立的,因此咨询委员会中的财团成员可以利用这些场所施加影响。与此异曲同工,不少财团的成员也还在公营企业、公营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内任职。 四、大资产阶级的性质和特点 1.民族性 印度资产阶级主要产生于一批投靠英殖民政府和英国资本的买办商人,他们只能在其主子允许的范围内生存和发展,他们的买办性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时工业品的匮乏,这些都为印度资本发展工业提供了良机,印度资产阶级力量日渐壮大起来,随之他们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工业的愿望也更强烈。殖民政府迫于形势给予资产阶级的某些保护远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之间发生了矛盾,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越来越加剧。国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代表了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大资产阶级积极参加并领导了这场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的买办性逐渐减弱,民族性日益增强。独立后在国大党政府维护国家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方针下,大资产阶级更日益向着民族性方向发展。印度大资产阶级无疑应是民族资产阶级。 2.垄断性 由于印度资本主义不是封建主义正常发展的结果,即既不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的过渡,也不是“生产者成长为商人和资本家”的过渡,在殖民主义桎梏下只有一批投靠殖民统治者和英国资本的最富有的买办商人才有可能从事某些工业生产,因此最早经营工业的那部分买办商人一般部扼有相当多的货币资本,发展工业的速度较快,往往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开设许多工厂企业,具有某些垄断色彩。以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印度成为英国在东方战场的军需品供应地,印度国内工业品进口断了路,大大刺激了印度的工业生产,再加上民族独立运动给予的支持,使印度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程度比其他殖民地附庸国高得多。在第二次大战前夕形成一批垄断资本财团,在当时殖民地世界中也是少见的。在这个基础上,独立后大财团经济实力迅速增长,50、60年代,工业生产的垄断和集中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此后,由于国家垄断资本急骤膨胀,也由于政府限制大资本和鼓励小工业的政策的作用,虽然大资本财团在资产、生产、销售上绝对数字继续增长,但是其垄断程度恐难以为继了。 3.依赖性 印度大资产阶级在其形成过程中虽然对英殖民政府和外国资本的依附性在缩小,但是在技术设备和资金上对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仍是严重的,即使是独立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方面的依赖仍不可避免。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印度民族工业独立前有较好的基础,独立后发展较快,到60、70年代以后,这种依赖性已不是没有外国的技术设备资金就不能生存下去的地步;相反,一些大资本财团在得到这些外援利用了一定时期后,往往能请走外资,打起自己的牌子。印度大资产阶级与外资的关系主要是利用它们来发展壮大自己。 4.封建性 印度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处于英殖民统治下,也处在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社会里。封建主义对资产阶级的影响是深远的。最早兴办工厂的资本家有许多得到封建王公的资助或投资,一些封建王公成为不少工业公司的最大股东,有的担任多家公司企业的董事,也有的新工厂主本人就是封建王公。资产阶级队伍里有这么一批代表封建秩序的大地主,势必使它打上封建烙印。 大资产阶级身上的封建色彩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一些既是大资本家同时又是大土地拥有者,虽然基本上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场,但在雇工条件上保留了半封建的剥削方式,有的甚至采用出租土地的形式。二是:大资产阶级把封建传统家族观念带进了企业,不少财团在经营中实行家族控制和世袭继承。财团首脑父传子、子传孙,家族成员被安排在所控制的企业里的现象,司空见惯。 但是这种封建色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进步在发生变化。首先,印度60年代中开始推行的“绿色革命”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进了农业,虽然只有在少数地区这种变革明显,大部分地区仅在缓慢地演变,但是农村在向着资本主义发展是无疑的;大资产阶级的工商业活动迅速增长,使得他们的封建剥削成份越来越小。其次,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市场需求的增强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因素,大资本财团渴求获得更多的资本,大量发行股票,这样股东队伍扩大,大资本家族自己在全部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例不断下降,加上经理人员中的非家族成员增多,家族的控制力受影响,同时,受西方教育的新的一代资本家和经理人员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对家族控制、世袭继承的封建传统方式提出了挑战,目前,印度正在经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的企业所有权与经理权分离的过渡。 5.扩张性 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必然发生的现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60、70年代就具有了这种能力,这在二次大战后建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队伍中是少有的。由于印度垄断财团的资本“过剩”主要是生产能力的“过剩”,而不是货币资本,因此他们资本输出的主要方式是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出口,即将它们折合成股份与接受国家的资本合股建立企业,根据印度政府规定,印方的股份只能占少数股,虽然在经营管理和技术等方面印方常常拥有实际的控制权。印度大资本财团在海外投资合营的企业规模比较小,一般采用中间技术,劳动集约度较高,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因此有一定的市场。但是,总的来说,由于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不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印度财团的经济实力也远不如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加之印度政府的政策干预,印度大资产阶级的资本输出规模与国际垄断财团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相对强大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在国内生活在一个绝对贫困的社会里,居住着百分之七十以上人口的广大农村本是工业品的广阔市场,但是大部分农村保留着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农业生产方式陈旧,生产力落后,大多数农民很少进入商品市场。几十年来政府为大资产阶级创造了一个高利润的保护市场,但需求停滞不前,影响了大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印度大工业资本的技术设备比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国内的保护政策更助长了这种落后,他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企图通过工业品大规模地走向世界,以国际市场的需求来推动大资本的发展,显然短期内办不到。因此,国内市场上需求不足,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是大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两大障碍和困难。

编辑:世界史 本文来源:一九四八年单身后的印度,印度社会各阶级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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